旧中国之有商会，肇始于20世纪初期，它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获得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开始成长起来，进而要求固结团体以“扩商权”的社会经济产物。从1902年最早出现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算起，到1949年全国（除台湾、港澳外）解放止，它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虽然这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商会这一社会细胞却同旧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活动息息相关，特别是处在清末、民初时期的早期商会^[1]，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破土而出，给社会增添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色彩，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得异常活跃。本文试图对旧中国商会的产生和早期商会性质、任务做一些简要的剖析，以冀引起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兴趣。

一

在商会产生以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这些行会组织已有悠久的历史，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其组织形式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也有一些行业不称公所而称会馆和同籍商帮成立公所者。总之，它是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其成员除店东、工场主之外，还包括帮伙和学徒。它局限于同乡、同业的狭隘利益，甚至一业之中还以乡谊划分畛域，各立门户，各有势力范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各个会馆、公所都有严厉的规约，约束会员，垄断市场，不许可自由竞争。在行帮势力较大，控制、约束很严的地方，举凡“制造新颖，指为攘夺；烟通机器，伐木开矿，毁为妨碍风水；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造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说明它排外保守，反对创新，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物。

但是行会组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自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取得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后，他们加紧对中国输出资本和倾销商品，工商业者面对咄咄逼人的“商战”锋芒，愈益感到势孤力薄，感到原有的行会组织不足恃以保护，而希望打破行帮的壁垒鸿沟，联各业力量以与外商争竞。连一些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也认为：“外人商务之竞争，转瞬万变，迫不容待，又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3]在他们看来，当时能汇集工商界力量，“提纲挈领，保卫维持，俾商务日有进步者，实维商会是赖”^[4]。其二，会馆、公所虽然名称依旧，但内部成员的身份亦已发生变化。到20世纪初，按行帮组合的各会馆、公所，已不是单纯由原来的旧式商铺或手工业作坊以及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所组成，而含有较多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不少担任会馆、公所的总董、董事，大部是当地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也有一些是兼营工商业的买办。例如同严信厚、周晋镳一起筹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施则敬（子英），就是上海丝业公所的总董，是上海知名的大丝商。商会成立后，他连任几届议董；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总董许春荣，是当时专营英美进口洋布的原件批发字号——大丰布号的经理，他还兼任德华银行买办。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他以洋布公所总董的身份担任商会议董。民族资本企业在会馆、公所的成员中的比重激增，执会馆、公所牛耳者也由早先的地方绅士或封建把头让位于资产阶级。这就不能不相应地改变这些行会组织的构成。所以当时不少会馆、公所一方面继续保留原有的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又同时出现了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向。如杭州观成堂绸业会馆曾于1903年间资助过一些人出国考察留学，以后又曾出资助设机织传习所；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虽无明文晓示，但实际上鼓励会员同洋商贸易，加强竞争，也不限制会员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并默许会员加强同行业间以及和其他行业之间的联系^[5]；江浙两省的丝厂、茧行早已声息相通，以后又在这基础上成立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定期组织调查各地丝厂、茧行地址、行（厂）名、丝车数、灶数、丝牌、茧种，汇总编纂同业实录，刊印分送各企业。在该公所新订章程中，还明文规定“总公所有提倡研究之责，如于丝商茧业经营进步有关系者，随时邀集全体会议，俾得开拓风气，逐渐改良”；还打算与机器缫丝业发展较快的浙东、湖北、四川等省“互换蚕种”，以改良品种，提高厂丝质量，“务使全国均收此天然之利，方可与日本抗衡”^[6]。广州邻近港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