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法定团体——商会的发源地，从1902年各业资本家在上海组建商业会议公所算起，到1949年末商会名存实亡止，它在旧中国存在了48个年头。一部中国商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商会的兴衰史。其或兴或衰，或荣或枯，既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反映在商会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很值得人们去研究和思考。本文拟以上海商会发展的历史线索为研究对象，试对这一问题做一点粗浅的探索。

上海商会兴盛时期的三次发展高潮

从近代上海商会发展的轨迹来看，前28年是它的兴盛时期，后20年是它的衰落时期。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之交，国民党政府建立是其历史转折点。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多次对这一社会现象做过分析，指出上海商会前28年基本上是在官方难以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按照它所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进行自主活动的，而后20年则在国民党当局直接控制和驾驭之下，逐渐削弱了自主活动的能力，使商会基本上处于听命于官方摆布的从属地位^[1]。高兴的是，章开沅教授对此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商会稍能奋发有为并体现独立品格的岁月，多半是在中央政府衰微或统一的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的时期，及至相对稳定与统一的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它反而堕为附庸，湮没独立性格，很难有大的作为。”^[2]这一对中国商会整体发展状况的分析，无疑也切合上海商会发展的实际。

我们先看看上海商会前28年的兴盛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是1902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粗具商会规模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创商会之先声，促商务之进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商会热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同时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面目出现在外交场合，充当中方谈判代表的智囊机构。它在当时举国关注的中外商约谈判中，以其“不随不激”、“两得其平”的正确主张和灵活手腕，为中方确定了谈判的基调，在当时的清政府及全国人民面前显示出商会的突出作用，也由此加速了建立商部、劝办商会的历史进程。

在当时国内工商界普遍希望迅速成立能够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商会，而唾弃那种标“商会”其名、行官会之实的行径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闪亮登台，随即以一新工商界耳目的励精图治姿态，公布了它所制定的“第一次章程”。尽管这个章程还很不完善，但其条条内容则无不符合工商界的心愿。该章程中开宗明义即明确宣布其宗旨“为集思广益，讲求商务”，集会议事，“一、以商务为指归，既不蹈官场积习，亦不侈纸上空谈”，要切切实实地创造条件，循序前进，逐件施行为工商界最为关心的诸如“行用钞币、扩充学堂、设立博物院、开创工艺所、纠（集股份设立）公司、订商律”等等关系到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大事、实事^[3]。这对当时上海以至全国的工商界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民间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了工商界向近代化举步迈进的第一面旗帜。蓄积已久的社会革新潮流，即将在行帮壁垒森严的商业社会里形成一股来势猛烈的狂飙，所以一当商部成立，并颁布劝办商会文告和《商会简明章程》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商会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三四年时间，各地组建的大小商会即有180个，到1911年止，全国大小商会的总数达800余个，其办会之热情，发展之迅速，确实反映了兴办商会是时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按照《商会简明章程》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之后，以其符合近代工商社团规范的组织和行为，努力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特别是在发生于1905年间，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美国政府迫害华工事件中，上海商会中一批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领导人敢于挺身而出，领衔发电，表示严正态度，并发动和组织商界力量展开抵制美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响应，也由此使上海商会博得了各地商会的拥戴和尊敬，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实际上的“领袖众商”地位。

上海商会第二次发展高潮是在民国政府建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内，当时的上海商会，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执掌上海商会权力的一批领导人，最初沉溺于宪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