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社会曾经是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而整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中国走出中世纪步入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承担者。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强国富民”为目标，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途径，以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使中国真正融入了世界。在学习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前提下，把人类创造的先进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引进到中国，不仅使中国在走出中世纪的途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且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人才资源和物质基础。但是，在十分典型而强固的中国传统中世纪社会内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是怎样整合为一个新生的、完整的阶级的？在内忧外患、民族灭亡的威胁下，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如何维护？其愿望、要求与呼声怎样整合为社会人群的集体行动？其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怎样传播？无数铁的事实证明，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社会经济团体——近代中国商会的建立及其网络体系构建与运作的最直接的结果。正是从条约口岸、通商大埠直至内陆边陲僻远城镇商会的产生和从中央到地方商会纵横交织、条块结合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运作，才使分散的资本家——这一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最丰富、同机器大工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群体，结合成以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争取和建立资本家阶级一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颇为强大的社会阶级。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请各方家指正。

一

我们先来考察中国传统市场的演变与资本家阶级的产生。

毋庸讳言，在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途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是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趋向的。按照日本尤其是西方模式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曾是几代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和理想。

但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似乎是个尽人皆知的问题。从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以来数百年演进的历程看，应当如郝延平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乃指一种经济制度，其特点是财产私有，赢利为先，雇佣自由，交换制度精细，货币流通，信贷扩张和市场机制灵活。总之，其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1]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在破除旧中国植根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中世纪封建宗法社会，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推进我国社会现代化方面所显示的威力，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同。

众所周知，中国商会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叶的上海、天津等条约口岸城市并在各级国家政权的督促下很快向内陆城镇扩展。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本家阶级的法人团体，而商会又是世界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把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的明清中国传统市场向近代资本主义市场演进的状况搞清楚。因为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市场被迫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接轨之后，中国传统市场的性质才真正发生了向资本主义市场转型的深刻变动，主要标志如下。

（一）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的扩大

在明清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以分配农产品和城镇、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为主的传统市场时期，的确如滨下武志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2]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在欧洲势力东侵亚洲之前，亚洲历史上其自身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和南洋群岛诸国的朝贡秩序、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的新结论，认为“西力东渐”，即欧洲势力进入亚洲，不过是欧洲人如何加入和强化这些固有的亚洲商业网络的问题，从而令人信服地突破了国际学术界多年来围绕“欧洲中心论”徘徊不前的局面，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认识的突破性提升。然而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的以国内中央政权所在地北京为重心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是很低的。以海上的南洋航线、北洋航线，内河的珠江水系航线、长江水系航线、黄淮海水系航线，特别是大运河航线，陆路的以元明清东西南北四大官马驿路为基干的陆上10条^[3]重要商路，一方面是由于其基本的交通工具只不过是木帆船、畜力大车、骡驴骆驼队和人力的肩挑背负，长途贩运的负载力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当时城市化水平颇低，大多数的省州府县所在地的首位职能仍是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比如近代闻名海内外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