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佳电”风波的由来

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从清末就一直是全国众多商会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在清末抵制美货运动中曾经发挥倡议、联络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由此在全国各地的商会中奠定了令人瞩目的领袖地位。但是，当五四运动以沛然莫遏之势迅速兴起时，上海总商会却因“佳电”风波的困扰，非但未能领导商人积极参与，反而与广大商人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致使商人对总商会的不满与愤怒日趋加剧，也导致了总商会内部的分化。

所谓“佳电”风波，是指1919年5月9日上海总商会领导人致电北京政府（时称“佳电”），提出由中国任命专使，“迳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的主张，此与当时力争在巴黎和会上直接由中国收回青岛、恢复山东主权的舆论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同时，“佳电”中的其他一些说法，似乎也与当时的社会舆论背道而驰^[1]。

“佳电”见诸报端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商界人士的一片谴责，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于次日致函总商会质问说：“佳电”之主张“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何以贵总会佳电，违反民意，适如该国之愿？”该会还致电北京政府，坚决表示“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与日本直接交涉，本公团极端否认，并请转电巴黎专使”^[2]。上海总商会的一些会员对“佳电”也深为不满，纷纷在报上撰文予以抨击。例如有的会员愤怒地指出：总商会之举动“不啻与虎谋皮”，“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掩饰者”；并要求总商会“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振作精神，速图自白”^[3]。还有会员在《申报》发表告上海商界书，认为“商会致北京佳电，不啻出诸日本人之口”，“商界之表示如此，而商会之主张如彼”，实在是大相径庭^[4]。

于是，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兴起之后，上海总商会一直穷于应付各界对“佳电”的指责，会务几乎陷于停顿，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地区的商会那样，领导各业商人积极参加这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佳电”风波的日益发展，改组总商会和罢免正副会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上海国民大会干事会等社会团体都强烈要求罢斥“丧尽廉耻之正副会长”，上海总商会内部也围绕着正副会长的去留问题争执了一个多月，这实际上是“佳电”风波的延续。在商界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最终不得不宣布辞职。可见，“佳电”风波在当时社会上所产生的反响以及对上海总商会的影响均不可忽视。

“佳电”风波的愈演愈烈，除了电文提出的主张与各界要求不相符合，以及总商会领导人坚持原有态度之外，应该说与总商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这一因素以往的有关论著均很少提及。

上海商会自清末成立后即不断发生派系纷争，尤其是江浙帮与闽粤帮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在长期的纷争中，江浙帮因实力雄厚而一直居于上风，几乎垄断了商会绝大多数上层领导职务，闽粤帮仅有曾铸和徐润等少数人在清末出任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和会董，这种状况自然会引起闽粤帮商人的不满。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的正副会长均为江浙籍要员，.仍由江浙帮控制。“佳电”被报刊披露后，为总商会内部闽粤帮和其他籍贯的商人攻击江浙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稍加考察，即不难发现当时总商会内部指责“佳电”和攻击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最为激烈，后来又积极要求改组总商会者，主要是闽粤帮的黄伯平、汤节之、冯少山，以及山东籍的数人，另还有上海籍的徐菊如、江确生、赵晋卿等人，而江浙帮中却少有其人。上海籍商董虽拥有天时地利，江浙帮则属客籍，但上海本籍商人因经济实力完全无法与江浙帮相抗衡，在总商会的上层领导位置中同样受到排斥，因而上海籍的徐、江、赵等人在“佳电”风波中对江浙帮的抨击也显得十分激烈。在上海商会的发展史上，类似的派系纷争常常在许多重要的政治运动和其他活动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并且视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从以往的有关研究成果看，几乎都是对上海总商会的“佳电”予以全盘否定。例如有的论者指出：“佳电”“公然承认日本强占青岛的侵略事实，提出与日本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