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面对商民协会和一些地方党部强烈要求取消商会的呼吁，以及工商各类团体的纷争，同时也为应对形势的变化，成立了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类民众团体进行整顿与改组。至1930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下令撤销商民协会，经过整顿改组的商会则陆续重新登记，继续得以保存。国民党对商会的这次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因而以往研究商会的中外论著大多都会提及，但除个别新近在相关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外，包括笔者所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一般都是对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给予严厉抨击和完全否定的评价。

以往的论著对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的举措完全予以否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认为国民党对商会强制进行整顿改组，是其推行以党治国，实施反动专制独裁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国民党要实行独裁统治，就不可能允许商会像以前那样在许多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受官方的管理和制约，而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控制。二是经过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虽然在名义上仍得以保存，但与以前的商会相比较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丧失了以往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自主权，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商人说话办事、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而是受国民党控制和利用，并且依附于官府的御用组织。所以，遭受国民党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前一个理由显然是由于过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反动的独裁政府，在此前提下对其推行的许多举措往往都是未做具体深入的考察分析即简单地予以否定。至于后一个结论，实际上也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就笔者目前所接触的相关论著看，在考察的时段上大都只是限于清末至1929年以前的商会，并没有对整顿改组之后商会各方面的具体运作情况以及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扎实的专题研究^[1]。

熟悉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都知道，对20世纪30～40年代商会的探讨仍然是商会史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这里先暂且不论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本文也并非对此而展开论述。但至少有一点却可以断定，既然并没有对整顿改组之后商会的各方面具体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当然也不应该易得出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即使是分析当时的情况，也应该以长时段的眼光关照在此之前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的诸多问题，不能仅仅只是孤立地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这一项举措。具体说来，分析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必须考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全部进程，而且要将这一事件与当时持续数年之久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存废之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对商民协会进行了探讨，但较多的是限于对商民协会本身的分析，有的虽涉及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也没有结合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展开论述^[2]。另外，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撰写的专著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民国时期的党、国与地方菁英——1890～1930年上海的商人组织与政治》，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论述了上海商人团体的兴起与政治化过程、商人团体与党治的关系，其中第6章有较多篇幅涉及商会与商民协会的关系、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等问题^[3]。该著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和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但也有个别结论值得商榷。

总之，有关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这一重要问题，尽管以往的论著多有涉及，但其研究方法存在着某些缺陷，相关的结论也需要进一步推敲和论证。

二 商民运动的推行与整顿商会策略的制定

考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进程，对于了解和分析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的行动将会获得许多新的认识，而以往的不少论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正是由于很少考察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笔者先前撰写的论著同样也出现过这样的失误。

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并于当年底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发端。但当时的国民党更重视农工运动，尚未充分意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因而商民运动既无声势也无明显成效。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