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整理和编纂《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整个过程中，发现大量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在平息各种金融危机中，天津商会所采取的应急对策与效果。这是因为平息金融危机直接关系到市面的稳定与混乱，直接关系到整个商人的经济利益，是商人最为关心和敏感的问题，也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乃至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商务公所演化为天津商务总会再发展为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因此，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就是其“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外学者对近代商会缓解金融风潮的应急对策，已有一些论述，并且很有见地。本文不仅着力探讨20世纪初天津商会如何积极采取种种举措，上下奔走，使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趋于缓息，而且针对有的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之商榷。

一 金融风潮这次爆发

20世纪初的20年间，天津多次发生窒息市场发展的金融风潮。以下是给天津市面造成较大冲击的金融风潮的简况，以便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

1.现银贴水风潮

天津开埠后，由于进出口贸易量的迅增，货币量也随之增多，多数钱庄乘机大量发行银帖，从1900年前的2000万两之多，到1902年底，增至3000万两^[1]。1900年，因八国联军的入侵，本不充裕的天津市面，遭此一劫，银根奇紧，周转困难；另一方面，银帖的发行、流通更无限制，不仅殷实银号开写银帖，甚至有的小钱铺皆开钱票，导致市面银、钱帖膨胀^[2]，贴水之风由是而起，“竟有每银千两贴水涨至三百余两者”。造成“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3]。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对此，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于1903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一贯靠贴水获利的钱商，因此受到遏制，难以维持，故相继倒闭。1903年初到1904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200多家钱商“歇业荒闭者，一百数十家”^[4]。一年后，各行歇业荒闭者达2000余家^[5]。

2.铜元落涨危机

清末，因为铜元急剧贬值，致使天津市面一片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其原因在于官府漫无节制地滥铸铜元，以解决财政拮据，致使铜元数量与日猛增，铜价贬值，由此带来市场的紊乱以及对商人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损害。

自1902年8月起至1904年间，天津市面流通的铜元一直保持了升位的态势，每一银元，均合铜元八九十枚。1905年下半年，外省铜元大量涌入津门，天津造币厂的铜元积压严重。据档案记载，是年10月26日的积压铜元已值银40余万两，“亟应设法疏销”。但是袁世凯政权，既不顾货币发行量的客观限度，又不顾进入流通的现银与铜元的适当比例，只顾攫取大量涌现的现银，因为这是他们用于练新军、办新政的主要财源。因此，1902年开铸铜元后仅仅四五年间，疯狂滥铸的铜元已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铜元价值一落千丈。1908年，天津市面上的铜元较诸1903年贬值达千余文，使各阶层民众和商人都不堪其累。辛亥革命前夕，铜元危机在天津又趋严重。与以前所不同的是，此次危机系因铜元停铸和大量外运，致使天津市面上铜元短缺，价格逐渐上扬。1911年9月间，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例，由先前的银1元兑换铜元130枚（这一兑换比例系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所定）变为兑换110枚。天津的铜元价格上扬之后，“人心惶惶，浮言摇动，市面益形恐慌”，迫使天津的官商，尤其是商人及商会，苦苦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

3.银色跌落风潮

银色风潮爆发于1908年。庚子事变后，市面混乱，银根奇紧，各炉房镕铸化宝银时乘机点铅掺铜，致使化宝银渐渐低潮，日甚一日，乃至市上所谓九九二化宝，只有九六五成色。同时市面白宝需要量大，而供给不足，“偶有白宝足银，又以交盐课、纳关税、铸银元尽数占用，以致白宝足银加色昂贵，遂至每千两加色银二十余两”^[6]，“及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间，银色每百两竟加至三两六七钱”^[7]，白宝与化宝供求的不平衡使化宝银低潮问题更加严重。津埠中外各商深受其害。仅各外商银行积存低潮化宝达一百数十万两。谁知越积越多，而银色逾挤逾小，到秋季临近结算账目时，所有客商欠款固银色不足概不能还，“直至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