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是由市场经济产生并与市场经济紧密相伴的历史产物。在20世纪初，由民族工商业者自愿组织的商会，曾为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中介组织。市场经济越成熟越发达，市场经济体制越健全越完善，就越需要商会组织发挥中介作用。笔者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试图对其属性、职能以及与政府的关系进行探讨，加深入们对商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巨大能量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认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商会的作用提供一些借鉴。

一 商会组织的中介性

近代中国，清末“新政”使国家从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中部分撤退出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留下了管理的空隙，因而各种非政府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然而，较之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产生方式到活动空间的诸多方面独具特色。也就是说，商会团体是工商业群体的利益代表并因此具有民间性、自主性，同时因政府的支持并因此获得法人性，但又因政府的不完全控制并因此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官方色彩。

就历史发展而论，商会的成立经历了民间推动一政府认定一全国范围推广的过程。商会确实是商人自愿组成的团体，但从它开始成立，就与官方有密切的关系。从此，商会就成为介于官方和民间的既能传达官方意图又能反映民意的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需要的一种既非政府行政机构，又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中介性质组织。

无论在清末的产生和初创阶段，还是在北洋时期的发展阶段，甚至在国民党执政阶段，天津商会都对政府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作为工商业群体利益代表的商会受官方控制的程度经历了一个由强一弱一强的过程；商会民间性的程度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态势。换句话说，商会组织的商办民间性与对政府依赖性的程度是根据政权控制社会团体的程度来决定的。

商会的章程和宗旨表明商会是具有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清朝商部制定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是清政府对商会这样一个法人社团所定的基本法则，各个商会在大体依据这一基本法则的情况下，又制定了有更为详细的章程。尤其是在进入民国后的1914年，北洋政府曾制定《商会法》及《商会法施行细则》。商会法规定各地工商业者设立总商会及商会时，均可自行详拟章程。如天津商会拟定的《天津总商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增进工商事业，联络工商感情，调处争议，以谋巩固为宗旨1930年代的《天津市商会章程》比清末、北洋时期的章程更加具细化，进一步扩大了商会为工商业者服务的范围。正如对近代中国商会素有研究的虞和平教授所说：“依法制章和呈官查核反映了商会的法人性，自订便宜章程则体现了商会的商办性。”

其次，清末商人自愿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也是商会民间性的主要体现。开始一段时间，清政府希望通过成立商会，推动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曾采取各种方式促使一些地区的商会诞生。在政府官员推动下，商人们发出呼吁“如立商会，兴利除弊，藉得补救，商务可大转机也”。因为他们知道，要振兴中国的商务，发展实业，首先必须仿效西方各国设立商会。于是，商会开办不久，“闻风踵至者尤复不少”，入会者32行，共581家。可见，商会的出现实为商民的迫切要求。

财产独立和经费自理是商会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基本前提。这可以从清末民初商会经费的来源得到证实。商会成立后，则上至清朝商部，下自督抚州县各级地方官府，无一向商会定期提供经费。商会所需的经费完全由其自行解决。揆诸有关档案史料，可见商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所在行业和会友缴纳的会费。缴纳会费的数额是由各个商会自行决定。天津商务总会规定：“凡入会之商号，以营业大小之不同，其负担之会费亦异。”由此证实，商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众商交纳的会费。各商会使用会员、会友所缴会费，一般都能以“以众商之利，还为众商之用”为基本原则。显然，在经费上商会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商，完全由商会自己掌握支配，其“商捐商办”的民间性质十分突出。

尽管商会在其宗旨、构成以及经费等方面凸现出非常强的民间性、自主性，并从政府那里获得法人社团地位，但商会在其实际操作中还是避免不了政府的一些干预。具体表现为商会组织的产生、选举等方面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

从组织产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