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中国近世历史上的商会，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1]。1949年前，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1949年后，商会经常被当成是大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盘踞的组织，受到政府主流媒介的严厉批判。各地商会组织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华工商联合会”，“商会”遂成为历史上之一名词。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商会”的组织形式又被官方与民间所采用。据说新的“商会法”亦在酝酿起草之中^[2]。尽管一切刚刚开始，但商会所显示出来的发展前景却不容忽视。

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初期似乎是由海外学者所进行。或许出于政治上的顾忌，内地学者几乎无人敢就商会做什么专题研究，至多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偶而提及商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3]。直至进入1980年代，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团体”，其研究价值逐渐被人发现并公开提出，在随后的20余年中，商会史研究渐渐升温，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新兴领域，其余热至今未退，并波及海外学术界。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耕耘，商会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商人阶层许多感性的认识，亦加深了对近代社会经济史变迁的了解，并为一些相关理论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

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领域，商会史研究者们在理论视角、方法等层面均是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时代性的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办法，是加深商会史研究的一个前提。

专门就中国商会史研究所做的评述文章，据笔者所知仅以中文撰写发表者已有5篇^[4]。这些文章，已可以让对我们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非常清晰的印象。不过由于多数文章主要在做观点介绍的工作，对研究发展史的介绍，以及理论与方法的评述均着墨不多，因此本文仍有撰写的价值。本文将按以下四个问题来展开：①中国商会史研究是如何起步与发展的？②目前研究中有哪些争论较大的问题？③既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哪些理论框架？大概存在哪些缺陷？④研究方法上尚存在哪些不足？文章最后在结语部分将就商会史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二 起步与发展

（一）1980年前商会研究情形

据笔者目前所见，1949年前尚无专门的讨论中国商会的论著问世，但报刊上的议论文字并不少。1949年后，随着政府对商会的大规模接收改造的进行，商会亦成为“旧社会”的一个符号，遭到严厉批判。当时学界主流的看法是把商会当成大资产阶级、大买办控制的旧社团^[5]。当时虽然有不少针对资产阶级的讨论，但作为“资产阶级”主体的商人以及商会反而被置之一边。

然而，海外学者很早即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商会。如根岸佶、Burgess，JohnS.、利维（Levy，Marion J. Jr.）等人的研究中便会偶而涉及此一问题^[6]。后来小岛淑男对上海绅商阶层的研究，则以上海总商会为重要分析对象^[7]。但限于资料的掌握程度，外国学者最初并没有专题的研究成果。到1970年代，在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倡导下，区域系统的研究方兴未艾，始有Edward J.M.Rhoads、Shirley S.Garret等人的论文问世^[8]。随后又有张鹏（Changpeng）与桑福德（JamesC.Sanford）等人与商会研究有关的博士论文^[9]。而日本亦可见曾田三郎、仓桥正直等人的论文^[10]。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及美国学者小柯布尔（Parks Coble，Jr.）的研究虽以“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为题，但其中却是以商会，尤其是上海商会为主要举证物件^[11]。其他如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在讨论清末官商关系时亦用专章谈到商会的问题^[12]。

（二）1980年代初的发展

在中国学界，商会史研究之发轫是与资产阶级研究，尤其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早期中国学者有关商会史的研究即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领域被开拓的^[13]，此前，学界研究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表现，多集中于革命本身以及一些“资产阶级”个体，而忽视社会环境以及资产阶级群体组织^[14]。1978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针对国内既往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空泛性，以及不分行业和地区的“一揽子”式考察的缺点，章开沅首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