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其东亚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的东亚政策有其历史延续性。“自从20世纪初，美国对中国和东亚的政策已经集中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上了，海上航行和市场准入自由、商业机会均等、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以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统治这一地区而把美国排斥在外”。^[1]

一 美国对日政策的历史回顾

我们对20世纪以来美国的东亚政策和对日政策进行简单的回顾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在列强肆意瓜分中国的年代，美国曾召集华盛顿会议，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尊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避免某些国家利用中国的局势去谋求特权或霸权。这一点尤其针对日本而言。

日本追求霸权的野心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出于防止共产主义威胁，对抗苏联的需要，改变其二战后初期对日实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战略，转而把日本培养成在东亚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和可靠的盟友。近50年的冷战对峙中，日本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战略，以政治、安全上的独立性换取美国的核保护伞，追求经济上的富强。

随着冷战的展开，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在冷战初期，日本作为美军基地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后勤、军事支援。到了冷战的后期，随着日本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由于与苏联军备竞赛而导致的自身经济衰退，美国要求日本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日本的期望越来越高。

时至今日，美国的东亚政策，其双边联盟网络的维持，前沿军事存在，都蕴含着明确的商业利益以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挑战其亚洲霸权。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反映着美国的利益及其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评估。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美日关系的发展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战略和政策的变动都反映着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及其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利益占突出地位，经济利益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日渐扩大，但由于反苏战略、东西方对峙的需要，这一矛盾和摩擦得以控制。但冷战的终结，使原来两极格局掩盖的矛盾凸显出来，美日联盟的基础不复存在，美日间的经济矛盾和摩擦愈演愈烈，双方互不相让，一度使双边关系进入危险状态。美日迫切需要调整它们的关系和对各自利益进行新的界定以适应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政治安全环境。

二 冷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前苏联这一共同敌人的消失，美日间被两极格局掩盖的矛盾凸现出来，战略利益让位于经济利益。美日联盟处于“漂流”状态。日本由于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上升，其自主性不断增强，而美国由于实力的相对下降，对日本分担防务责任的要求不断高涨，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增强。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海湾战争中美国军事实力的显示，朝鲜的导弹发射以及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得美日两国在冷战后认真思考美日联盟的未来和各自的国家利益，重新确认对外战略中彼此的重要地位，加强了协调与合作。

冷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有一个不断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过程，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布什政府时期（1989～1992年）、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2000年）、小布什政府（2001～ ）来分析。

1.布什政府时期（1989～1992年）

冷战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时刻突然结束，这给世人以极大的冲击。在欢呼胜利的同时，美国的注意力转向日本。美日双边巨额贸易赤字、经济摩擦影响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和对未来威胁的判断。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出版，乔治·弗里德曼《下一次美日战争》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畅销书，以及修正派对日观的兴起均反映了这一特点。日本被许多人描绘成下一个敌人。

面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主要表现在：

①经济上，对日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缩减双边贸易赤字。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发生，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在“广场协议”（1985年）使日元几乎升值一倍的情况下仍然连续两年增加，1988年超过了600亿美元。^[2]这反映了美日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差异。为减轻（控制）美日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状态，布什政府运用了多种手段来消除日本的市场壁垒和障碍，例如部门谈判和结构性障碍倡议（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简称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