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遗产门票涨价事件

2004年11月30日，北京市发改委就故宫等六处世界遗产门票价格调整事宜举行了听证会。会上虽遇有一些意见，最终还是通过了涨价方案，六个景点淡旺季门票价格从6%到230%不等，平均上调将近一倍。随后，又传出武陵源等门票价格上涨的消息。而在此之前，泰山、苏州园林、大足石刻分别于3、4、10月涨价，因此有人戏称2004年为中国的世界遗产“涨价年”。^[1]

实际上，自2000年9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将20个著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权限下放地方后至今的四五年间，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旅游景点涨价之风便风起云涌，不断攀升。而此番涨价所引发的争论，程度之激烈，范围之广泛，既是始作俑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也是长期未能妥善解决的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问题的集中爆发。在保护世界遗产成为社会共识、各地申请热潮空前高涨、我国世界遗产数量不断增多、世界遗产地管理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故宫等涨价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使这一事件远远超越了景点门票本身，从而引发了对世界遗产的属性、功用及其合理使用和平等享有、世界遗产管理体制改革、利益相关者问题的妥善解决、听证制度的科学化和公益性项目的收益审计等深层次问题的讨论与反思。^[2]

以故宫等的涨价为例，持续数月的争论中，各利益方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与世界遗产有关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见表1）。

表1 故宫等六大世界遗产门票涨价争论

二 世界遗产门票价格背后的深层问题^[3]

剖析管理者的理由与申辩以及公众的质疑与建议，我们不难发现，门票涨价只是一个“导火索”，深层的问题是长期议而不决甚至是有意无意回避的世界遗产的资源属性、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等。上述方面错综交织，再置于当前我国世界遗产管理的社会环境之下，便使问题显得十分复杂（见图1）。^[4]

图1 世界遗产门票价格背后的深层问题

（一）世界遗产资源的价值与功用^[5]

世界遗产属于公共资源，类似准公共物品中的“俱乐部产品”，然而它不同于一般准公共物品之处在于其具有审美/艺术、科学研究、历史社会、生态和经济等多重价值。上述价值之间，存在相互交叉、转换之处，但不能彼此替代。这些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存在价值，其中经济价值又可细分为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当下的经济价值。^[6]世界遗产资源的不同价值在现实中对应不同的使用功能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存在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长期的潜在经济价值和当下的直接经济价值之间，如何寻求一个恰当的结合点，特别是面对市场力量的渗透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如何在不同功用之间找到一个准确的黄金分割点，是所有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前提。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未能给予清晰、准确的回答，从而造成现实中用一种价值替代另一种价值，用部分群体利益侵犯其他群体利益的现象频频发生。

（二）中国世界遗产的管理体制^[7]

由于世界遗产的公共性，因此属于国家所有。在管理中，国家所有是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实现的。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既涉及地方的块的管理，又涉及从中央到地方以专业为线的条的管理，而对某一遗产的管理在条和块之间的具体划分，既依赖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多的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1.条条：多头的部门管理

众所周知，中国的世界遗产依据其资源特点，分别归建设、林业、环保、文化、宗教、文物、地质等部门管理，在实体组成上，散落于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地质公园等之间。条条上的多头管理导致世界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权力的战场，也形成了责任的真空。

2.块块：强势的地方政府

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管理机构，分别主管世界遗产中属于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部分，属于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的，归口国家建设部，但考虑实际情况对具体遗产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管理，相互协调。这两个国家部委负责对世界遗产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然而，实际管理的责任被分解到每一个遗产地的政府或政府主管机构。遗产地的管理，有设立地方政府行使管理权的，如庐山、武陵源；也有直接设立专业机构管理，如故宫、敦煌。第一种情况地方政府就是遗产地的管理者，政府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