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丝绸之路沿线省区均迅速提出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各种定位、积极推进“五通”的各项工作。陕西省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定位设想，并在大力推进“新起点建设规划”的制定及与国家层面规划的衔接。

一 陕西“新起点”建设定位的客观性分析

陕西提出“新起点”建设定位以来，有一些意见认为这一定位有待商榷。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条件下，丝绸之路可以一直延伸至中国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诸多交通节点城市均可作为丝绸之路新起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古丝绸之路起点来看，由于在丝路申遗的过程中，洛阳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如果确定现代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洛阳也有资格成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城市。以上观点虽然有一定的依据，但显然混淆了两个关键概念的区别，即把“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与“丝绸之路新起点”混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丝绸之路新起点”是“路”的起点，“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是“经济带”的起点。从“路”的起点来看，现代交通条件下洛阳也好、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也好，都可以作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但是从“经济带”的起点来看，最终决定起点归属的是经济带地理区域的划定。从目前国家政策取向来看，丝路经济带的建设与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紧密相关，最终入围经济带的将可能主要是西部省份，由此，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提出的争议对陕西定位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没有实质性影响。

陕西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建设也面对实质性的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来自重庆。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提出要将重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这给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定位纳入国家规划增加了变数。从地理区位来看，由于在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启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调研的两次座谈会议中，重庆和四川均与西北省份同时受邀，因此基本可以推定的是重庆和四川最终将被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经贸合作来看，重庆通过运行3年的“渝新欧”专列，逐步扩大了面向欧盟的陆路贸易，在西部省份的向西开放中抢得了先机。2014年3月习总书记出访欧盟期间专程访问“渝新欧”班列的终点城市德国杜伊斯堡并观看“渝新欧”铁路的进站班列，表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渝新欧”班列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重庆在争夺新起点定位上也有很多优势。

由于丝绸之路新起点定位的确定最终将在国家层面统筹，目前的争议将会随着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规划的出台而明朗。国家层面规划的最终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出于平衡省际争议的考虑将陕西和重庆都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二是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未来大联通的战略考量，淡化“新起点”的有关定位，在国家层面的规划回避有关“经济带起点或新起点”的提法。由于陕西“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定位在国家层面被认可的不确定性，需要对这一定位做进一步分析论证，并对相关规划的完善和修改做提前准备。

二 陕西“新起点”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从国内来看根植于国家安全、西部开发开放、未来经济增长的战略考量，从国际来看是我国推行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外交、贸易与投资新的重要载体。陕西能成为这一经济带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的参与者，是千载难逢的战略性发展机遇。要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一机遇，陕西需要兼具优势视角和忧患意识。

（一）优势视角

在“向西开放”的特色中看到优势。仔细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开放的战略设想与沿海开放有很大差异。30多年前从经济特区开始的沿海开放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外商投资拉动为主要特征，其开放侧重点仅在经济领域。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侧重于习总书记提到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战略指向合作、互信、交流、融合等多重开放功能，其开放层面指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建设等多个领域。虽然陕西在经济总量上滞后于沿海诸多省份，在外向型经济水平上低于四川、重庆、河南、新疆等中西部省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与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