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基尼系数高达0.473，而据权威学者测算，基尼系数不低于0.5。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高位徘徊、部分行业收入畸高、退休养老双轨制，以及政府、企业、居民三方总体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带来危害。

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有很多，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利益集团的利益固化等深层次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问题非常复杂。要解决这些根源性问题，难度巨大、时间漫长，而当务之急，政府应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一 规范分配的法制秩序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需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收入分配法制化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呼声日高，国家出台了一些规定，但离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法制化还相差甚远。

分配改革方案出台是收入分配法制秩序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2013年2月6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总结了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调控的主要思路和办法，并提出“要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纳入日常考核”，为未来收入分配调控提出了总体指导思想。

近年来，有关工资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现有的工资立法，除《劳动法》中6条相关的原则性规定外，其他都属部颁规章，如《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不仅法律效力低，缺乏权威性和强制力，而且立法重叠，内容重合。

2007～2008年，我国曾经掀起一股工资立法的热潮。2008年1月21日，时任劳动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透露《工资条例》已形成草案，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原定在2010年内出台的《工资条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门难以达成一致，使《工资条例》出台时间一再推后。2012年10月，《工资条例》出台计划夭折，其部分内容将被融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法制秩序的形成与健全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其中的难点不是法律文本本身，而是如何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如何能够有效地超脱部门利益而考虑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问题。即便是已经成文的法律条文，同样面临如何能够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挑战。

二 提高低薪的保障秩序

低收入群体工资被拖欠、工资水平得不到提升，是收入分配中极为不正常的现象，是分配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我国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待遇状况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提高低薪的保障秩序正在逐步形成。

最低工资制度是我国提高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当前执行状况较好的一项制度。最低工资制度自从1894年在新西兰实行以来，已有逾百年历史。我国政府于1984年正式承认《制订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并于1989年首先在珠海市试行，后来深圳市、上海市率先实行最低工资制度。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正式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最低工资制度。2003年12月30日，我国通过《最低工资规定》，并从2004年3月1日起施行。2011年6月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的目标。在实际执行中，2011年全国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2%；2012年全国有25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2013年全国有27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7%；2014年1～8月，全国有17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4.2%。目前，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为1820元，全国最高。

恶意欠薪问题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一个“顽症”。2011年2月的《刑法》（修正案）将恶性欠薪纳入刑法，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为，可以判刑。2012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提出，“目标是到“十二五”期末，基本上达到无欠薪”。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