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Romer，1987；Lucas，1988），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不仅表现为对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同时也表现为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促进（Fleisher and Chen，1997；Démurger，2001；Fleisher，Li and Chao，2010；蔡昉等，2001；王小鲁和樊纲，2004；李海峥、梁赟玲等，2010）。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发展同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北京市因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化水平、教育资源优势以及巨大的人口聚集效应，其人力资本的积累表现出了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发展特点和变化趋势。

由于各地区人力资本禀赋（如教育重视程度、入学率、年龄结构、性别差异等）以及体制政策（如城镇化进程、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差异，量化分析人力资本特征因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对于各地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进一步运用DIVISIA数量指数分解法（Francois Divisia，1925），将各区域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路径的特征因素进行分解，定量分析教育、城镇化以及老龄化等人力资本特征因素对各区域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程度，深入地探讨了导致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差异的原因。此外，综合运用DIVISIA数量指数分解法和趋势分析法可以探讨有关区域人力资本动态发展的问题，以及人力资本特征因素如何推动区域间人力资本增长，即何种因素导致了区域人力资本增长差异？导致人力资本区域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数量特征因素还是人口质量特征因素？在人口质量特征因素中，何种因素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何种因素制约了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上述问题，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人力资本区域间形成与发展状况，对解决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失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北京、天津和河北尽管在行政区划上为三个不同的省市，但由于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三地人力资本特征因素不仅导致其出现特征各异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同时三地的人力资本特征因素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表现出了一定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关系成为导致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不同状况的基础机制。本文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人力资本面板数据库”的测算方法和使用数据；第三部分定量分析了北京人力资本历史变动和现状结构，并初步对比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分布差异的情况；第四部分进一步对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的配比关系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五部分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对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对比，从现状的差异出发分析实施“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政策”的必要性。

二 京津冀人力资本综合测算方法及使用数据

本文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J-F方法），并结合数据的实际可获得情况进行改进，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国人力资本综合测算方法体系（Gu and Ambrose，2008；Le，Gibson and Oxley，2005；Greaker and Liu，2008；Alroth，1997；Jorgenson and Fraumeni，1989，1992a，1992b；Li et al.，2013）。首先，以Mincer（1974）收入方程为基础，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并加入宏观数据进行扩展调整，估算得到1985～2010年每年分城乡、性别、年龄、学历人群的平均市场收入；其次，使用J-F方法倒推计算终生收入，即：假设退休状态下终生收入为0，之后利用退休年龄60岁人口的终生收入和59岁人口的市场收入来计算59岁人口的终生收入，再计算58岁，以此类推，一直计算到0岁。^[1]

本文计算1985～2010年人力资本存量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人口数据、收入数据、增长率、贴现率和生活成本指数数据。人口数据主要包括：京津冀三地的普查和1%抽样年份的分城乡、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历年分城乡、性别的出生人口数，历年分年龄、性别的死亡率，并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合理估算。估算收入所使用的五个微观数据库为：“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分别使用城镇和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预测终生收入，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城镇的增长率分别为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