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大气污染事件频发，且呈一种集中、连片爆发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方面，频发的环境污染预示着我们现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偏重的工业结构已难以为继，预示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有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动力。^[1]为了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促进我国由资本投入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工业阶段向以技术进步为驱动力的阶段转变，同时也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诉求，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尤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最。2013年以来，中央先后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治理政策，并于2014年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这轮被认为是“史上最严格”的大气污染治理应该说在改善大气环境、“倒逼”工业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社会各界也有许多担忧，认为严格的环境管制会对社会民生，尤其是对所涉及产业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于大气污染治理重镇的河北省来说，这样的担忧更普遍。为此，河北省政府开展了多次调研座谈，就大气污染治理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调查。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调研往往存在着听书面汇报多、实地考察少的问题，更缺乏有效的数据收集，且信息来源多为市县政府和利益相关企业，不排除信息失真问题。因此，本文尝试利用统计数据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一个基本的判断，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

由于许多发达国家比较早地实施了环境治理政策，因此关于环境治理对就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

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有四类研究：第一类是环境管制的一般均衡估计，以Hazilla等人（1990）和Jorgenson等人（1990）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假定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真实工资会自动调节以致劳动需求等于劳动供给。也就是说，经济中工作数量的任何变化完全取决于工人们根据真实工资变化而做出的工作更多或更少的选择。因此，环境管制增加会引起产量缩减，致使真实工资下降，最终引起就业水平下降。这类研究的理论落脚点在于由环境管制所引起的“劳动—闲暇”的相对价格变化。第二类研究是以微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环境管制导致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对产品价格带来提价的动力，但若产品价格提高却导致产量减少，最终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就业减少。美国劳工部曾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每年因环境支出增加而损失的工作岗位数仅为650个，仅占美国全部裁员的千分之一。但有学者（Morgenstern et al.，1999）认为，这些调查很可能会低估了潜在的工作损失，原因在于其忽略了对于比较小的企业来讲，环境管制是其关门与否的关键因素。第三类研究是针对特定产业展开的，虽然这类研究还不普遍，但已有学者进行尝试。早期的研究如Gollup等人（Gollup and Roberts，1983）对电力行业的分析指出，环境管制的增加会引起显著的工作岗位损失。而近期由Berman（Berman et al.，1997）等人对炼油行业进行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没有证据证明环境管制会引起劳动需求的减少，如果有影响，也是空气质量管制可能会引起就业的轻微增长。第四类研究是关于制造业就业增长率的区域比较研究，即空气质量达标区域与不达标区域的就业增长比较，许多研究（Henderson，1996；Kahn，1997；Greenstone，1997）认为，实施空气质量管制地区的制造业一般都比没有实施管制地区的制造业有更高的就业增长率。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环境管制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但到底是二者之间的此消彼长，还是实现共赢却一直难以达成共识。新近的一些研究（Marx，2000；Morgenstern et al.，2002）跳出传统研究的思路，从就业的净效应角度入手探讨环境管制对就业的影响，其理论依据为：一方面因管制加强而使污染企业的成本增加，价格上升，产品需求降低，产量减少，最终传导引致就业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环境保护的迅速发展，环保也成为一种产业可以创造就业，就是企业内部因环保设施、技术改进也产生了新的岗位。因此，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代表的环境管制在损失了就业的同时，也创造了就业，最终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就业的净效应为正，即获得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