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在21世纪之初提出的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财政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财税体制改革更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先锋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改革新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 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伴随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迄今已有30多年。世人在惊叹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我国财政体制具有“政令统一，上行下效”的特点，中部各省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与中央同步，但在局部也有独到的创新之处，如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由安徽省试点扩展而来的农村税费改革、河南省焦作市以财政公开透明为核心的监督机制改革等都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组成部分

财政体制改革之所以历史性地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具有必然性的。在计划经济时代，财政分配是资源配置的源头，几乎无所不包。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就是体现为财政渐渐退出市场竞争特点明显的生产领域，市场分配机制由辅助变为“基础作用”又进一步扩展至“决定性作用”。财政逐渐由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在这里，财政职能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传统体制下国家分配的中心地位逐步被弱化，资源配置逐渐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标准越来越高，财政支持民生、改善民生的职能日益突出，相应地这方面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

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地方和企业财权的同时，调整中央和地方分配格局，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其效用是打破了高度集中财政体制的僵化局面、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于1985年起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提出以划分税种作为划分各级财政收入的依据，某种意义上为以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打下基础；其二，体现了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可以比较合理地确定地方财政的基数以及保证中央财政得到稳定的收入。1986年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滑很快，中央财政连年入不敷出，难以保障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需要。为此于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实行了三项政策：①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两市财政关系仍与广东、陕西联系外，对其余地方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办法；②包赢和包亏都由地方自行负责；③严格执行预算制度。1992年6月5日，财政部选择天津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浙江省、武汉市、重庆市、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9个地方实行分税制试点：①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②确定补助或上解；③原来实行固定比例分成的收入以及专项收入继续执行不变。在上述试点的基础上，1994年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整、逐步提高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合理的财政分配机制”原则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这是一次制度重构式的财政改革，此后近十余年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没有脱离其基本框架。其直接效果是提高了“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在阐述加强重大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任务时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各项财政改革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继续有序地向前推进。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财政体制改革空前重视，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