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安徽改革发展稳定的根本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安徽在“三农”领域的改革一直走在全国改革进程的前列。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发起的“大包干”拉开的，而农村改革的推进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安徽农村改革发挥了对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因而被迅速推向城市；在经济领域率先突破的改革，又向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拓展。36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在于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创造体制机制新优势。在新的形势下，要总结和发展安徽改革创新的实践经验，把安徽改革开放推向更深层次。

一 把握城乡统筹重点

改革率先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安徽农村改革对全国改革起了开路、示范作用。农村改革从大的方面来看，经历了三波，这三波农村改革，安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第一波”是从1978年开始的来自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的“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很快推广至全国，成为全国农业微观经营体制的基本形式。“第二波”是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安徽率先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第三波”是2005年启动的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的重点是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机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城乡协同互动发展，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徽在农村改革方面的先试先行，为全国农村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1.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建立起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限制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安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2008年以前每年的春节，大批返乡的农民工都会像候鸟迁徙一样从城市流回农村。如果人民有了迁徙的自由，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户籍上附着的无形利益能够流转，农民工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春节期间大规模迁徙的现象也将成为历史。

城乡二元体制不改革，不仅农民收入无法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无法在较大程度上缩小，而且乡镇、村等基层单位由于自身财力所限，也无法在乡风文明建设、村容整治、环境保护等方面有较大的进展。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推进的，但在中国，城镇化的进度相当缓慢，原因之一也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

安徽农村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当时起到推动改革的重要作用。但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事实，城乡依旧隔绝，两种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严格来讲，户籍管理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国家确定公民身份、掌握人口状况及人员生活居住及流动情况的基本依据，它应当是一个登记和备案程序。户籍登记、备案却仍和教育、社保、结婚、生育等多方面的福利保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安徽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首先要从改革户籍管理体制入手。一是取消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管理制度，代之以城乡统一的居民户籍制度，允许城乡居民以平等自由的身份自由迁徙与择业；二是取消强化二元户籍制度的区域性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居民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各地居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与择业；三是取消传统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权利和限制，彻底淡化户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实行与世界接轨的人口管理制度，使户籍不再成为显示居民身份、权利和地位等信息的制度性工具。

2.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是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平台，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享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和不均衡将严重威胁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

安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弥补历史的欠账，使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