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公益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各类问题也层出不穷。早在1992年就曾曝出“中国妈妈”胡曼莉挪用善款事件；2002年又曝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款投资失败及负责人贪污事件；2008年汶川“5·12”地震抗震救灾期间，公众也对中国红十字会等公益机构的赈灾行为进行了很多问责。2011年，“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尚德门事件”等更是使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陷入严重的诚信危机，并一度让整个公益领域陷入“冰点”。近年来，针对“壹基金”地震救灾款贪污质疑、“嫣然天使基金”关联交易质疑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

应该说，如何加强对中国公益组织的问责已经成为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公益组织越来越多问题得到曝光，公众的问责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对各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发出谴责和抗议。尤其是，伴随着网络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通过网络对公益组织进行问责正成为一种崭新的模式。在上述公益组织丑闻事件中，各问责主体就通过网络对公益组织进行了问责。

一 公益组织网络问责的概念界定

问责，即accountability，最初是指面向政府官员和行政系统的“行政问责”，20世纪80年代，“公益组织问责”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关于“公益组织问责”的概念，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界定。比如，康晓光根据世界银行对“行政问责”所作的定义将“公益组织问责”界定为“问责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在问责过程中，问责对象要就其决策、行为、行为结果，向问责主体进行说明、解释、辩护，并据此接受问责主体给予的奖励和惩罚”^[1]。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问责进行了界定。

关于网络问责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行政问责方面，即认为问责的对象主要是指政府及其官员。比如，王敏认为，所谓网络问责，是指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论坛、博客、微博等载体，以发帖、跟帖、转帖、人肉搜索、讨论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进行曝光，从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促成责任追究的过程。^[2]马武玲认为，网络问责是指公民等问责主体借助新兴互联网技术，以网络为平台对政府官员等问责客体的不当行为进行责问、质询，并形成舆论压力，引起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从而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监督。^[3]司林波则指出，将网络问责的对象界定为政府及其官员是对网络问责的一种狭义理解，网络问责从广义上讲，是指公民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就其因职务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普通公民对社会承担的遵守“公序良俗”的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质询，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活动。^[4]

借鉴上述概念界定，本文认为，“公益组织网络问责”是指问责主体通过网络这一平台对公益组织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的情况进行质询，并要求其进行解释、说明，进而承担奖励或者惩罚性后果的活动。可见，上文提到的“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尚德门事件”等均属于公益组织网络问责。

二 公益组织网络问责的主体分析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公益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是问责的主体。公益组织同行、受益者、政府、捐赠者、合作方、公众、媒体等，在公益组织网络问责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中媒体和公众的问责非常强烈。

媒体通过报道公益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其进行直接问责，同时诱发其他问责主体共同参与问责。网络媒体由于受众广、传播速度快、局限少，更是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此外，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也都开设了网络主页，它们与网络媒体一样，通过报道、宣传等方式参与了公益组织网络问责。比如，2009年10月媒体披露陈发树“空口捐献”，指出我国在股权捐赠上存在法律空白，同时私募基金会财务公开不够透明的问题。2011年4月15日新浪微博博友转发微博，贴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发票，引发网民对红十字会的批评。

公众参与公益组织网络问责的热情也很高涨，其中又以网民的问责最为强烈。他们作为一个“新意见阶层”，具有很强的参与积极性，通过BBS留言跟帖、写博客等形式，讨论话题，进行思想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