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1日，朴槿惠政府正式发布了5大国政目标，21项国政战略，140个国政课题，其中有17项涉及安保问题，所占比例高达12%。安保问题在朴槿惠国政运营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是因为许多选民是基于安保战略的考虑才投票支持朴槿惠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周边目前正处于权力变动和不稳定之中。要想维持基于安保战略投票支持朴槿惠的选民特别是那些50岁以上的选民的支持就必须凸显安保在国政运营中的特殊地位。此外，2012年是“权力交接”的一年，俄罗斯、中国、日本、美国、韩国相继大选，在权力迁移（power shift）过程中难免出现不稳定因素，如何重新对自身进行定位并开展多边磨合备受关注，各国安保战略的调整自然是风向标，处于俄、中、美、日四强之间的韩国更是不可能不关注。

“信赖”是朴槿惠政府安保战略的核心变量，朴槿惠政府希望通过信赖扩展中韩关系和韩俄关系的内涵，希望通过信赖重建韩日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的共识，希望通过信赖强化韩美同盟的深度和力度。当然，在与俄、中、美、日四强的关系中，朴槿惠政府依然将韩美关系放在首位，信赖外交实现与否的关键也在于韩美关系是否符合预期设定。因此，本文将从信赖外交这一朴槿惠政府安保战略的核心变量出发，来分析韩美关系的走向。这里的走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朴槿惠政府预期、设定的韩美关系走向，也就是期望值；二是韩美关系在其他各种变量影响下的实际可能走向，也就是可能值。最后，再根据期望值和可能值的差异来对朴槿惠政府的安保战略做出评价。

一 朴槿惠政府的信赖外交

总统竞选获胜后，朴槿惠着手成立了交接委员会，交接期间发表的安保战略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即“实现坚实的安保与可持续的和平”、“构建通向幸福统一的新半岛局势”、“开展与国民同在的信赖外交”。如果第一个方面侧重的是安保战略的目标、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安保战略中的统一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则着重指出了安保战略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以“和平”与“统一”作为安保战略的关键词，朴槿惠政府与以往的历届政府并无二致，“信赖”才是其中的核心变量。朴槿惠政府将信赖贯穿了安保战略的各个方面：发展与他国的外交时强调信赖，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及开展南北合作时强调信赖，建立多边合作体系时同样强调信赖，并提出了“朝鲜半岛信赖进程”、“南北信赖”、“国际信赖”、“国民信赖”等用语。^[1]由此可见，透过信赖这一核心变量即可把握朴槿惠政府安保战略的全局。

（一）信赖与均衡

朴槿惠安保战略中的信赖是与均衡并行的信赖。冷战结束以后，韩国摆脱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模式，开始尝试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1992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后，韩国一直在美、日与中、俄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2005年，韩国总统卢武铉提出了“东北亚均衡者论”，均衡外交思想正式浮出水面。均衡并不等于中立，也不是等距离，而是根据韩国在国际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选择最合适的对外战略。这一思想同样反映在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路线中。朴槿惠政府在均衡中添加了信赖元素，试图超越简单的势力均衡，将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均衡起来，将国际制裁和人道主义援助均衡起来。

从简单的势力均衡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后的经济停滞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2007年，美国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首次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随后该词在美国学界被广泛传播和频繁引用。2009年伦敦G20峰会召开之时，媒体就中美领导人会晤又造出了G2一词。2012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的报告，称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超越北美和欧洲之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在中美实力的变化中，韩国的均衡点将再次向中国方向移动。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韩合作关系已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韩国开始与中国展开军事对话，试图建立起定期常规的国防合作渠道。2011年7月，中韩首届国防战略对话举行，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每两年一次的中韩国防战略对话机制，就双边国防事务和地区安全合作事务交换意见。2012年5月，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正式启动，两国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