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经济背景

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分化，美国经济出现明显复苏，2014年第二、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4.6%和3.5%，失业率下降到6%以内，通胀预期较稳定。相反，日本、欧元区仍陷于衰退之中。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疲弱。欧洲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按市场价格计算的GDP折合年增长率为1.4%，工业生产指数则为-1.9%，失业率仍达11.5%。日本失业率因其国内就业市场雇主与雇员的特殊关系而保持在低水平，但2014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意外地由第一季度的6.0%变为-7.1%；与经济增长率的不振相反，其国内的通胀率却明显上升，除了第一季度保持在2%以内，第二、第三季度各月核心CPI均处于3%以上，这表明日本具有明显滞胀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实体面的分化走势，决定了其货币政策同步宽松的格局发生了转变：美联储有计划地减少了资产购买量，并结束了资产购买计划；欧洲和日本陷于经济衰退、信贷与通货紧缩之中，继续维持甚至扩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主要经济体分化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围环境。首先，在实体经济层面，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加以升息的预期，使美元指数的长期趋势由弱转强，全球大宗商品的进口成本随之下降，这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此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强化了美元升值的预期，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同时，欧元和日元的贬值预期则从相反方向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分化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出口的总体影响，既取决于我国与各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也取决于各经济体退出或继续推进宽松政策的时机和力度。其次，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层面看，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从紧的背景下，在中美利差缩小和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双重套利的驱动下，我国短期资金外流的压力逐渐凸显，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缺的状况，也加大了去杠杆化过程中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欧元区和日本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资金外流问题，这些继续推行量化宽松地区的短期资金的流向，取决于中美经济发展的状况、货币政策的协调等诸多因素。

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增速在2010年以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4%快速下降到2013年的7.7%。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4%、7.5%和7.3%，总体保持在政府7.5%的目标区间中值的下方运行，但总体表现依然平稳且令人满意。虽然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但就业市场表现良好，劳动力市场总体表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2014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为1082万人。通胀率低位运行，2014年各月CPI维持在2%左右，9月CPI更是下降到了1.6%；PPI则连续31个月呈负值，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综合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来看，2014年经济运行走势总体上尚在预期之中，是令人满意的。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是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的变化所决定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取向、金融运行都将顺应经济“新常态”这一趋势而展开。

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要素积累包括储蓄上升带来的资本积累和劳动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增加。首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于2011年开始步入下降的通道（从2010年的74.5%下降到2013年的73.9%），适龄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正在结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这不仅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速和外移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会导致全社会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对中国资本自主供给的能力提出考验。其次，产业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还在继续缩小，第二产业比重开始缩小（对GDP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56.8%下降到2013年的48.3%），第三产业比重在持续扩大（对GDP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9.3%上升到2013年的46.8%）。如果中国第三产业具有相对于第二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的规模扩张将循着库兹涅茨规律发展，与发达国家“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方式相吻合。然而，由于中国第三产业中的低端服务业占了较大的比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