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治理的概念与路径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球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与学术话语之中，其进程对个人、国家与国际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全球治理作为其领域内新的命题，也随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关于这一命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global）、“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等相关概念不断渗透并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背景下，伊丽莎白·布克纳（Elizabeth Buckner）与苏珊·加尼特·拉塞尔（Susan Garnett Russell）将教科书作为样本数据，利用多级模型对教科书中“全球化”与“全球公民”二词的提及与各种国家层面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析。^[1]作为官方知识的来源，教科书使人们得以洞察一国民族价值观与合法性知识的演进。同时，由于教学内容与教科书的审批由国家所掌控，一国的教育体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意义，并与国家建设进程相关。因此，布克纳与拉塞尔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即教科书能够反映一国对于民族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公民身份观念的认知变化。在其分析中，教科书的内容被概念化为更大的全球性话语，“全球化”与“全球公民”二词的包含被视为世界文化中更大变化的专属性指示，而这一变化使得个人与后国家世界（postnational world）直接相连。

为探索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如何被教育成为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社会的参与者，以及全球话语的转向是不是全球性的趋势，抑或它是否被国家层面因素所预示，布克纳与拉塞尔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教科书如何超越国家与时间的界限，反映全球化与全球公民思想？第二，教科书是否包含全球性话语的引用分别在国家层面与教科书层面因素中预示了什么？分析结果显示，教科书的特征预示着全球化与全球公民两个结果变量的提及，但国家层面因素的系统效应则很小。教科书中全球性话语的整合并非一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同其他行为体相互联系的反映，而是反映着关于独立于民族国家本身的世界社会本质的更大的文化话语，教科书国际化的水平及其对人权的讨论是两个因变量的重要预测变量。

全球化与全球公民超越国家与时间界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教科书当中，这与教科书本身的国际化重点及其人权话语相关联。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描述也以其当前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为基础。尽管存在这些共同点，全球化与全球公民两个变量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全球化更多的是与时期相关联的最近的现象，是教科书国际化重点的体现；而全球公民则更多地由人权的讨论以及公民与社会研究课程所预测。全球化的引入影响着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教科书内容，这未必与民族国家相冲突，更确切地说，在民族国家被重构为普遍权利框架下个人认同与权利之间的中间者的背景下，这一趋势才得以显现。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作为全球化领域内的重要命题，已经成为国际组织的另一个名字。托马斯·韦斯（Thomas G. Weiss）与罗登·威尔金森（Rorden Wilkinson）认为，深入探究当代全球治理有可能更加准确地捕捉全球范围内权力的行使，以及诸多因素在通常情况下与具体问题如何相关联，同时更好地理解全球复杂性，并对贯穿各个历史时期内世界是如何被组织（或管理）的改变路径做出解释。^[2]其对全球治理的探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追求：第一，应突破这一词语与20世纪后期世界巨变的强大关联，进而明确后冷战时期仅仅是全球治理最为具体和最近的表现，但那种世界组织形式已经并即将在其他新的时期有所不同；第二，应阐明全球权威结构不仅对指挥控制的宏观模式做出解释，也解释了地区、国家和本地系统如何与这一结构相互交叉或排斥，对多层次治理的关注尽管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仍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第三，当务之急是探究在这样一个系统内权力行使的多种方式，利益的表达与追求，以及权力与利益作为实质的思想与话语，而这也有助于建立、维护和延续这一系统；第四，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系统内部和系统本身的变化做出解释，并关注原因、结果与变化的成因。

三大发展支撑着全球治理的基本概念：全球问题的特点、行为体的本质以及国际举措在治理事务上的局限性。由于缺少对全球治理的复杂性、权威和权力行使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