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的相关讨论

对于全球化产生的影响，可谓见仁见智，但在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一问题上却少有争论。世界银行1999～2000年度的发展报告指出，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仅是最富国家的1.9%，而几十年前，这个比例是3.1%。1999年9～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 USA，NIC）就全球化问题发起了两个公开的研讨会，并构造了四种可能形成的全球化前景。前景一：包容性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前景二：有害的全球化（Pernicious Globalization）；前景三：区域竞争（Regional Competition）；前景四：后超级世界（Post-Polar World）。当时的讨论认为，除了第一个前景外，在其余三个前景中，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广泛的全球合作。在第二个前景中，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广泛的紊乱。在第三和第四个前景中，全球化刺激了地区主义（NIC 2000-2）。

但正是由于全球化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就有可能通过改进全球经济治理、改变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及其赖以存在的规则，使全球化变成一个能够使更多人受益的包容性过程并能够应付更大的变动，在这些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政策调整的空间。

在世界银行出版的报告《惠及穷人——农村发展战略》中，笔者指出，“早期农村发展方面的政治关注（例如确保城市地区的食品安全）虽然已经在很多地区实现，但今天，农村穷人政治上的声音却被大大忽视了”，因此，“很多国家的政策改革还远未完成”。此外，一个国家能否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在于它所采取的政策。所以，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深化内部的改革，并通过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来调整政策以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问题也意味着需要对政策以及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机构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刺激持续增长所需的主动性和投资活动。

如果上述判断站得住脚，紧接着的问题是：谁将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缩短全球化带来的阵痛过程，如何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华盛顿共识”——“亚洲共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的应对政策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比较系统的一整套政策就成了所谓的“共识”。最著名的是“华盛顿共识”，这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John Williamson）在1990年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当中的经济学家对于处理金融危机和经济改革的观点，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迫使其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由于实践中的不成功经历，此后，又出现了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在原有的“药方”上又加上了法制/政治体制改革、规制、反腐败、灵活的劳动市场等。

2003年8月19～22日，在新加坡召开了第三届亚洲学者大会（ICAS3，3^r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其中一篇提交会议的文章《新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可持续民生战略的最好的同盟军吗？》304100介绍了“后华盛顿共识”，认为这种新的共识，使用参与和减缓贫困作为一种平衡手段来使“市场友好型”（新自由）政策具有新的合法性。这篇文章质疑这种共识的正确性，认为这种“后华盛顿共识”仍然坚持的宏观政策框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专家治理）与可持续的减缓贫困高度不协调，文章探索了“可持续的民生”战略如何有效地与另一种宏观政策相结合，才能更有助于减缓贫困。

2002年11月3日，在汉城召开的第四届亚洲发展论坛开幕之际，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做了一个录像致辞，在致辞中他说：“在东亚，对于贸易的角色、发展和经济学的理解，已形成一种‘亚洲共识’，它很像多年前‘华盛顿共识’被宣称为共识一样。但你们的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是，它看上去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究竟有没有“亚洲共识”？亚洲国家的成功可用相似的经济指标及社会指标来衡量，但是否都源自于一套相近的经济社会政策？亚洲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原因，最终仍要归结到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在转型期各自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及措施。

此后，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这篇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