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到写《现代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们都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超越“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使世界各国处于“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等不同的交换位置。全球化不同于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内陆，也形成了由“核心”、“半边缘”和“边缘”构成的经济体系。

“核心”的大都市、“半边缘”的城郊和小城镇、“边缘”的乡村，构成了一个国家内部的“世界经济体系”，它们之间在重复着类似于中国用数以万计的服装鞋帽去交换美国的波音飞机的过程。上亿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所遇到的问题，就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问题和德国的土耳其人问题。

当我们过去谈论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时，还是在一个现代化的框架里，是一个国内问题。现在，当我们谈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村落终结问题）时，已经无法排除全球化的影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农业经济学家呼吁要跳出农村寻求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的原因。

农村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是因为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依然相对缓慢，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却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这样下去，务农农民将被抛在中国现代化的列车之外。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衡量指标，而最为人们所关切的指标，大概就是人均GDP。人均GDP指标包含着很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信息，也比较容易进行国际比较，但人均GDP的指标也会掩盖很多信息，比如它不能反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贫富悬殊等方面付出的成本。

社会发展的测度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社会技术，不过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比较容易把握的指标，就是要让农民不再是穷人，使普通的农民能够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中国如果集中财力让中国大城市的现代高楼大厦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可能并不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看看中国城市里到处林立的吊车和脚手架，不会有人对此有太大的怀疑。但是，要能使中国的普通农民也过上现代社会普通市民的生活，则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奋斗，在政策、制度、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整，而那将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和坎坷的历程。但只有中国的普通农民也不再是穷人，中国才算真正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社会现代化，这对于中国和对于世界，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

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都不再能够脱离开这个大的背景孤立的发展。中国的耕地资源紧缺，人地关系紧张，平均每个农户只有约半公顷的耕地，绝大多数都是“小农”经营。尽管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与国外很多国家户均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的“农场”经营相比，竞争上还是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户兼业、政府扶持农业等，就成为了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这种大的背景和必然的趋势，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这种“新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为现在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问题。据不完全的统计和学者的估算，目前全国有上亿名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替代乡镇企业职工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关于进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待遇、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立法。

近几年来，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出让金”成为城市建设最重要的非财政“可使用资金”的来源。在各种不断扩张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园区开始大规模圈地的同时，失地农民也突然激增到数千万。地权的重组、变更、利益分配以及其中很多农民从失地走向失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另外，由于征地撤村、村庄合并、村落并入都市等原因，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上的各种困难。

“新三农”问题涉及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是城乡关系的“连接点”，是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前线”，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