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旨在保证农村居民就业的法案——《国家农村居民就业保证法案》（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已在印度国会获得通过；这部法案的通过应视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农村贫困人口的工作权利和借此保证获得稳定收入的权利已开始得到承认和重视。除对某些条款的修改意见外，该法案在国会特别委员会（Parliament Select Committee）获得一致通过，许多过去曾在英国媒体上备受争议的话题，现在都已成为“过去时”。并且，在此法案的基础上已制定出一项传达着政府政治承诺的措施，现在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保证有效实施的问题了。

如果能事先制定出合理的实施计划，并恰当、有效地展开实施的话，那么“就业保证措施”不仅会减轻农村贫困，并且会在当前这个以日益增强的危机感为首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为解决紧迫的农村复兴和人民发展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法案本质上应该是一项属于社会保护性质的保障措施；对这一法案应持一种发展的视角，绝不能简单视之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单独措施。实际上，就是因为该法案的最初草案看来似乎有些孤立，缺乏配套措施，阿马蒂亚·森才会对这一重大举措不是很热衷的。后来，他特别强调了将“就业保证措施”与其他措施进行融合和配套的必要性（Sen，2005）；他认为，如能有公共补贴领域的措施配套实施的话，如儿童营养补贴（主要是午餐），那么该法案将会是一项创造就业，进而提高个人收入的有力措施。本文的目的就是意欲强调将“就业保证措施”与其他措施进行配套的必要性，并探索各种可能与“就业保证措施”联系的方面。但在强调把“就业保证措施”与那些直接帮助农村人口发展的措施进行配套和整合以前，工资报酬问题应视为主要的联系方面之一。因此，本文首先要谈的问题就是就业与农村工作贫困人口工资之间的联系问题，然后是“就业保证措施”与人民发展之间的联系问题。

一 困扰就业贫民的问题之一——就业与工资之间的联系

在文章伊始，笔者必须申明，在当前印度农村普遍贫困和大量农民未解决温饱这样一种现实中，就眼前看来，“就业保证措施”似乎并不能使印度农村中的就业贫民的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变。这一点由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贫困人口率至少是失业人口率的4倍这样一个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根据the Current Daily Status 1999～2000的统计显示，农村地区的失业人口率为7.2%）。因为即使这一数据可靠的话，那也只表明就业贫民的人数大大超过因缺少工作而贫穷的人数。但是，如果仅认为未解决温饱人口率大大高于低收入贫困人口率，那么上面的这一数据对实际的贫困状况就估计不足了。例如，农村地区成年人中常年体力不足的人口比例，男性大约是37%，而女性大约是39%。营养严重不良或营养一般的儿童比例，在3岁和5岁两个年龄级别上分别为50%和48%。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贫困衡量指标，也足以具有警戒性，例如失学儿童的百分比和贫血妇女的百分比等。

失业人口率，与低收于人口贫困率和未解决温饱人口率这两者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脱节，原因有二：①现在使用的对失业率或就业不足率的评估手段，不能够反映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真实程度，尤其在考虑到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季节性特征时；②就业机会太少，微薄的工资连温饱都保证不了，更别说满足人们健康和教育等基本发展的需要。在当前印度农村的生活状况下，穷人为了基本的生存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工作单调乏味、体力任务繁重、工作环境危险；来自社会的歧视，尤其是对下层贫穷妇女的歧视使这种原本艰难的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就此假定以上两个原因的真实存在就很理所当然了。根据第55轮NSS（National Service System，1999～2000）的资料分析，按照国家对“贫困”的界定，36%的农业劳动家庭属于贫困之列，而与此相比，非农业劳动家庭只有22%属于贫困（Sastry，2004）。许多微观层面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家庭的就业严重不足，每年一般只有140～170个工作日；这随之导致了极低的工资率，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地区，妇女的每天工资只有25～30卢比（印度的货币单位）。304105反映就业不足的另一指标是农民在公共就业项目中的参与度。在一次以研究就业与贫穷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调查中发现，在所有印度农村工资不确定的公共工作岗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