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历史上极少有的几次开放，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绝大部分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由于拥有巨大的领土面积和丰富的资源，所以，即使处在封闭状态，中国仍然能自如地生存且向前发展。但是当历史的步伐前进到20世纪70年代时，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融合，中国因封闭所承担的代价与成本也越来越明显。面对这种情形，邓小平认识到，此时的中国除了加入世界行列，已别无选择，于是他大胆地实施了开放政策，这就揭开了中国最近40年以来经济飞跃奇迹的开端。

随着越来越融入世界，中国正努力调整自己的各方面情况以适应国际规则和国际方式：中国开始越来越少地使用诸如“中国特色”之类的委婉语；加入WTO以及采取了对国际贸易极为重要的ISO国际认证体系以后，中国产品不仅在物质特征上要符合国际标准，而且在产品生产的管理程序、营销及管理规则，甚至在劳动力使用的有关方面，都要与世界接轨。

但有一个“中国特色”却是中国所躲不开，也避免不了的，那就是中国的辽阔幅员和巨大人口数目。中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目是如此惊人的巨大，中国的国情也是如此惊人的复杂。

而拥有如此巨大领土面积、人口数目以及复杂国情的自然结果，就是中国为加入世界市场而做出各种调整时所遭遇到的惯性阻力。打个比方说，你无法在一个硬币大小的面积上使一辆身长半英里的超大坦克转身，同样的道理，要使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行一次180度的大转变，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这种转变需要充足的时间，而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转变历程——当然在这一历程中会遭遇来自制度和习惯等方面惯性的阻力。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处在五级行政体制的最底端。由于“天高皇帝远”，远离中央核心权力的控制，再加上交通条件落后，交通大多靠步行或畜力，因而使得农村地区的惯性阻力格外强。可想而知，要往中国农村引入变革是一个多么漫长且艰辛的历程。而且，由于传统行为方式的存在，当需要下级对上级做出服从时，下级的服从只是表面的，这使得原本已困难重重的现实更加困难。所以，当中央政府为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制定出有助于地方融入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政策时，政策经地方执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与中央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

于是这便产生了一个两难境地：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引入物质条件的变革是一个挑战，要变革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挑战程度尤甚；但中国的广大农村人口若要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避免受冲击、被社会边缘化，又必须进行变革。

在此，笔者欲通过对一些实际工作经验（或者说一点成功，如果有的话）的描述，从而帮助担负领导中国农村变革使命的人士，以及有志于研究掌握中国农村变革进程的人士，建立起就如何在农村地区有效推进变革，以及哪些因素阻碍着变革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

这些经验是从对安徽西部大别山区的一个贫困小县进行扶贫和开发的五年工作中获得的。这项工作在一个由荷兰出资的中荷双边扶贫项目的背景下展开。中荷扶贫项目是一个综合性的农村开发项目，涉及教育、健康、灌溉、植林、农业、支农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内容。该项目的目标，就是要在上述的各领域中开发并应用“参与式”方式。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广泛实践内容，为探索“参与式”方式提供了丰富机会。

在五年的扶贫项目完成时，“参与式”的理念不但被接受，而且受到当地各层人民的拥护。霍山县县委书记在一年一度的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示各部门在农村扶贫工作中都要采用中荷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参与式”方式。不仅如此，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对项目实施所取得的经验进行研究后，还往安徽省内各县市传达了一份正式文件，该文件指出，“要在安徽全省范围内大力宣传和推广霍山县实施中荷扶贫项目所取得的经验，不但要在全部扶贫工作中运用此项经验，而且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运用此项经验”。

为什么“参与式”的理念会从1997年时的默默无闻到五年后成为县政府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参与式”的理念对于推进中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的、为适应全球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变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最近几十年来，在国际发展领域涌现了一系列新提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