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00元罚款激出的11万元劳动官司

我所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水暖维修工刘祥林，2004年12月16日一大早到办公室上缴头天财务下班后的水暖维修收款，被指未戴胸卡（刘的胸卡在其上班地点维修值班室），下午得知已被宣布罚款300元。而刘上月实际工资仅710元。北京市2004年7月1日后，最低工资标准为545元。

刘祥林恳求初犯不罚或少罚未果。第二天即与同在小区担任电梯工的妻子和外甥女前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投诉，索得《劳动者维权手册》。对该公司从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未上任何社会保险，自己受雇公司七年来每天超时加班没有任何节假日休息日，没有任何加班工资，还被随意克扣；妻子和外甥女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超时加班没有任何加班工资等不法侵害，决心讨要公道。一年后，二审终审判决公司给付刘祥林三人11万余元的补偿金。

出自对“农民/农民工”的专业关注，我们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劳动法律法规和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逐日逐项计算出了受雇于公司期间每人应得补偿：至争议发生的2004年12月，三人共受雇135个月，22个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时相当于标准工时的120%，加上各项保险，应得补偿金共20余万元。清单由刘祥林交给了公司。

（二）劳资双方缺乏互信，无法“私了”

上级公司得知刘祥林“告状”，索要七年加班工资和社会保险补偿后，约谈希望私了。公司承认罚款300元没有依据（后来实际罚了5元）；其他方面，许诺以发奖金、孩子大了安排上小学、借款、休假等方式进行补偿。刘祥林不相信这些许诺，担心超过60天的仲裁时效公司就不会认账。公司则担心给予规范的加班补偿反倒会成为刘祥林日后追偿的依据。

2005年1月8日，上级公司明确拒绝给予任何补偿，并声称不怕告状，“打官司，论财力、时间、精力，你‘靠’不起”。刘祥林表示，“就是要饭也要讨个公道”。

19日，刘祥林等3人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并被受理，离劳动争议发生之日2004年12月16日已过去了33天。

（三）请不起律师代理，花1000元请了个法律工作者

刘祥林决心讨回公道。我通过熟人，让刘祥林向专门从事劳动争议诉讼的律师咨询。律师断言：“不用打，你们肯定输。最多补两个月的。”原本嗫嚅着想请律师代理的刘祥林，畏缩地从中关村富丽堂皇的律师楼退了出来——中国城市里收入最低的农民工，怎么有能力“雇请”中国收入最高之列的律师，来为他们讨要最微薄的工资补偿？即使是司法援助、“体制内”的法律服务，甚至是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的政府社会保障机构的法律服务，也可能只有强势的用人单位，而不是农民工所能够享受的——后来资方所请代理证明了这一点。

刘祥林在区法院附近的小门脸，终于找到了与他们的支付能力相匹配的法律工作者，与某法律事务所签订了代理协议，预付1000元，代理至一审，最后按仲裁书或判决书偿付金额的10%（10万元以内部分）～20%（超过10万元部分）给付。我则作为证人，提交了有关他们的劳动时间的证词。

（四）公司数度报警仍轰不走“讨公道”的员工，员工报警方得以进入工作场所

刘祥林递交仲裁申请后，公司将刘祥林日常工作的维修值班室换了锁，并阻止刘祥林随其他维修人员进门，“你既然与公司打官司，就不能让你再上班了”。公司数度报警，向警察指称刘祥林“不是员工”，“扰乱秩序”，要警察将刘祥林轰走，并让保安清理掉刘祥林的物件。刘祥林向警察出示胸卡，说明他是该公司的员工，但正在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警察即向公司和刘祥林双方做调解工作，并告诉刘祥林遇到问题也可以报警。主要成分是高校教职员工的小区业主们也出来要求公司：“党中央一再号召建立和谐社会，北京首善之区更要以人为本，国有企业应起模范带头作用，尽快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不要一次次报警把小区搞得很紧张。”此前，我们这个1000户居民的小区，有139户业主签字为他证明了工作时间，在“工作质量”和“工作态度”的评价栏内，除一个“良好”外，全部为“好”、“优”、“很好”、“非常好”。

第二天，当公司又一次不让刘祥林进维修值班室的门，刘祥林也报了警。在警察的压力下，公司不得不取来钥匙开门。

此后，公司虽每天开门让刘祥林进入工作场所，但不安排工作，不发工资，公司也不给办理辞退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