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304180作为WTO规则所允许的支持农业的政策之一，是农作物收入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业保险越来越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2004年及2005年的两个1号文件中304181均不同程度地提出要尽快建立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进行试点。中国农业保险自从1934年试办以来，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国内对农业保险在理论上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的层次（皮立波、李军，2003），实践中也很少有成功的经验（庹国柱、王国军，2002）。较为典型的理论认为中国农业保险处于“供需双冷”状态（冯文丽，2004等），即商业性农业保险市场表现为供给与需求都不旺盛，从而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是困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在需求方面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实证研究还较为少见。本文的出发点即从农业保险的需求着手，分不同层次对影响农户的保险与农业保险需求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对河南11个村662户农民调查的问卷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一 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保险理论起步比较晚。而保险需求理论主要是在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7）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框架中，自变量往往只有一个，即不确定条件下的财富水平。预期效用定理（博尔奇，1999）说明：在一致性和完整性、连续性假定下，存在一个函数U（x）使得F₁（x）pF₂（x），这意味着∫u（x）dF₁（x）＜∫u（x）dF₂（x）。304157因此，对于分散自己认为最迫切的风险比分散其他风险的效用水平要高。阿罗（Arrow，1963）在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基础上，证明了风险规避型决策者在面对风险和实际公平的保险时，应该完全保险。然而，保险的理论基础是购买保险以后的效用水平要高于未购买保险时的效用水平，即 304158（博尔奇，1999）。因此，当保险费高到一定程度时，由于风险规避意识所导致的效用升高效应丧失，就会出现决策者不参加保险的情况。在分析贫穷家庭的保险需求时，王红（2005）在尼曼（Nyman）（2002）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保险对贫穷家庭收入边际效用更大，因此，在购买保险的人群中，贫穷家庭购买保险后的效用提高相对较快。这里分析的自变量是财富水平。

然而，就贫穷家庭本身的消费选择来讲，其消费的边际效用一般都会比富裕家庭高。由此，贫穷家庭对保险的需求或许依然取决于保险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增加与其他商品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增加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农业保险的对象主体往往为农民，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城市居民来讲，往往又较低。因此，对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常会涉及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在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上，国外有较为翔实的研究，而国内的研究则较为贫乏。

（一）对国外文献的一个回顾

国外对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赖特（Wright）和海维特（Hewitt）（1990）发现，历史上由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和一切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例如，奈持（Knight）和科布尔（Coble）认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讨论较多的问题就是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 and 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1999年，卡文（Calvin）与奎金（Quiggin）（1999）发现，在农户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作物多重险保险（Mu-ltiple Perils Crop Insurance，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Knight and Coble，1997），MPCI主要是针对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针对那些厌恶风险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农场主会由于MPCI所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