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是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具有全局性普遍意义的重大政策。但由于条块分割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并得到强化，所以，表现在认识上的所谓不统一其实是常态。社会公众和决策层都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尽可能避免被学术包装的利益诉求造成误导。

一 两类农业服务体系

在贯彻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最近五年中，针对“三农”问题的新农村建设会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成为改善宏观经济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对此，很多人都有论述，本文不必画蛇添足。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某些认识误区加以梳理。

1.“三农”问题的普适性

当“三农”问题提出并得到重视的时候，理论界有些坚持主张照搬西方制度的学者批评道：这是个伪问题。

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否属于“真问题”，要看其是否具有普适性。304190

根据我在世界各地农村的调研和考察，“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东亚那些以小农经济为农村经济基础的日本、韩国等，尽管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照样存在“三农”问题。韩国农民在中国香港暴力游行坚决反对全球化，就是因为韩国的“三农”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不论其工业化、城市化多么发达，农村相对来说还是逐渐凋敝的。304191

在这些东亚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工业化国家，化解或缓解“三农”困境，主要是靠长期的新农村建设，我国现在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于资源紧约束的国情相似，尽管说法不同，政策内容却相差不多。304192

2.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

很多学者愿意更多地讨论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西式四化”问题，但我认为，无论是把“西式四化”作为意识形态，还是简单化地强调加快城市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平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而沙漠、山区和高原既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也不是适宜农业的地方。所以工业、城市和农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在这样的规律作用下，中国的区域差别必然拉大。这本来就是中国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有人希望把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制度和政策翻版到中国来，似乎认为中国只要照搬就万事大吉。但需要明白的常识是，“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

美国仅有17万个农场主，一个农场约有几百公顷。在统计上那些在农场打工的人并不被计算为农业人口。因此，美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不足3%。农场所有者被称为“farmer”，本应翻译为“农场主”，而却被我们简单化地翻译成农民，其实，美国农场主和中国的“农民”是异质性很强的两种经济主体。在美国，独立的公司和独立的农场可以签约形成正式合同，那是因为农场规模和公司规模都足够大，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形成作为诚信社会基础的契约关系。美国这种独立的农场体系和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两亿多农户的平均种植规模大约0.6公顷；不仅高度分散，而且普遍兼业化。既然政策和理论的对象都如此不同，能把美国的针对农场主的政策和根据美国大农场农业的客观经验所形成的理论搬来中国用吗？

3.世界农业的服务体系大致分为两类

主要是由于资源与人口的关系不同，而导致世界上我们看得到的农业的服务体系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欧美的独立的大农场为服务对象的公司体系；二是以东亚小农村社经济为对象的“综合农协”体系。304193

我们的问题在于：中国本属于典型的东亚小农经济，却生搬硬套欧美的公司化服务体系。越照搬，农业成本越高，“三农”问题越严重。

二 两个“没有看到”

最近，我提出“两个没有看到”与理论界的朋友商讨：一是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二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成功典范。这当然不是理论，不过是提出经验层次的问题就教于理论家。

1.没有看到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成功的

现在，国内外很多人都把农业现代化作为目标，这无所谓对错。可是据我的考察，没有看到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是成功的；我在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中，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严肃学者敢于宣称本国的农业现代化堪称成功典范。

之所以这样提出质疑，是因为有两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