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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变迁和风险

    作者:国鲁来 李人庆 崔红志 陆雷 出版时间:2007年05月
    摘要:本报告以目前中国农村存在较多并且作用相对突出的社会组织形式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组织形式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及其发展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本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各种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系;第二部分针对各种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展开讨论;第三部分归纳和总结以上讨论。

    本报告的研究对象是目前中国农村存在较多并且作用相对突出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作为中共村级组织的党支部和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即村级组织;设在乡镇政府之下的农业技术推广、畜牧兽医、植物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等事业单位,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等公益组织,即乡镇公共服务组织;作为农民自助组织的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以及非正式的村民自治组织。研究的主题是这些组织形式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及其发展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

    本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各种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系;第二部分是对各种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展开讨论;第三部分是对以上讨论的归纳和总结。

    一 概述

    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集中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到50年代末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为止,另一个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变迁,源自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最终形成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也就具有鲜明的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特点。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就难免根据新的需要,发生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重组和创新。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农民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这一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对“三农”的控制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来为公社或生产队所掌控的权力,这时有许多被分散、下放。其中,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农户成为农村生产经营的主体;村庄事务实行村民自治,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从人民公社体制延续下来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建立在村庄内部的村党支部,这是实现党对农村领导的重要载体。还有一个是保留在乡镇政府、受乡镇政府领导或管理的各种农村公共服务组织,因为提供公共产品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

    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条件之一。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家庭经营,就要独自承担各种风险,此外,还有信息不对称和因经营规模相对较小而导致的较高的交易成本等,这就促使农民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民便自发组建了自助组织——农民专业协会,此后又逐渐发展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家庭经营和实行村民自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农民获得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后,就要求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方式也相应发生转变,在政府的支持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应运而生,其职责是向村民提供能够安居乐业的公共产品,以及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企业等。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毕竟要以经济为基础。在那些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事业基础薄弱的村庄中,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对村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控制能力逐渐下降。农民家庭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农村基层社区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使得农民对公益性非正式组织的需求大大增加,于是,他们也通过集体行动,在村庄中设立了以建设文明乡风为目标的红白理事会、敬老会等多种公益性非正式组织。

    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后,公社下属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得以保存了下来,它们主要是作为乡镇政府的事业单位而存在,处于政府的供养和管理之下。但是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毕竟深远,在乡镇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一些组织被推向了市场,或者被变相推向市场,免费服务变成了有偿服务,出现了向营利组织转变的势头,与改革后的农村现实相悖。此外,这些组织大都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建立,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不能根据现实及时调整管理体制和改变运作方式,所以,还存在组织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相应地,农村社会组织形式也出现了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更多地是以GDP的增长为目标,那些与此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如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等,往往备受关注,但是其他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和农村公共服务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则被相对忽视。自21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