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中，首要的问题是名人故居的文化性质。在笔者看来，它在文化性质上应该从属于居住文化。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围绕四者产生了四种最基本的文化类型，居住文化位列其一。正如我国民俗学巨擘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民居是一种为人们生活所迫切需要的人工产物，因此，它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文化。像一切社会文化事物一样，现在的民居，也是一种历史进化的产物……它是一种最实用的文化（此外还有衣服、食物、交通等），任何人群都不能缺少的。所以在我们国土上，只要有人的踪迹存在，就必然会有这种文化产物，尽管形态是那么复杂多样。”因此，居住文化因其创造者、享有者及传承者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产生不同层次的分异。这种分异的表现之一就是名人故居的出现。

一 北京名人故居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名人故居是北京居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名人故居在文物、建筑上的价值是次要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因名人入住而带来的历史文化价值。北京很多旧宅院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虽然里边住过的人物有迹可寻，但是知名度不大，故称其为“旧宅院”或“四合院”，而不是“××故居”，言外之意就是这所宅院的主要价值在于建筑本身，而不是附在其上的名人文化价值。名人故居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北京居住文化，乃至是北京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粹，也是北京文化区别或者优越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所以，北京名人故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笔者据北京文物局“北京文博”网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等相关资料整理成《北京市域内以“故居”命名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其中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仅有2处，市级文保单位有11处。（参见下表）而同一网站所载《北京市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一览表》中则有31处名人故居，比《北京市域内以“故居”命名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多出了孙中山逝世纪念地、荣禄宅、左宗棠旧居、顾炎武祠、杨椒山祠、京报馆（邵飘萍1916年后在北京的住所）、绍兴会馆（鲁迅1912～1919年住在这里）、陈独秀故居、朱启钤旧居等9处故居，却没有记载尚小云故居、余叔岩故居、林白水故居、王芝祥故居等4处故居。另外，“豆腐池毛主席故居”被改称“杨昌济故居”，“梁启超故居”被改称“梁启超旧居”，“欧阳予倩故居”被改称“欧阳予倩旧居”。这两者的不统一恰恰是目前名人故居研究和保护工作尚未深入的表现。

北京市域内以“故居”命名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续表

2005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与北京联合大学师生共同对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共调查核实了北京四城区308处名人故居，而这308处名人故居并非北京名人故居的全部^[1]。但就是在这些名人故居中，有31.81%的名人故居已经拆除，1处故居正在拆除，2处故居即将拆除^[2]。因此，加强对北京名人故居的认定和保护，就成了北京文化研究不能忽视的课题。

二 概念厘定：北京名人故居的三重属性

同任何学术研究一样，北京名人故居的研究也应首先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开始。在已有的名人故居保护工作中，正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对名人故居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严格界定，才使得许多保护工作陷入停顿，不少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名人故居在城市改造建设中“灰飞烟灭”。有鉴于此，笔者在此着重探讨“北京名人故居”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这一看似平常的概念实际上具有属地性质、属人性质和属物性质等三重属性，现依次阐释如下。

1.北京——属地性质

“北京”是“北京名人故居”这一概念的属地性质。“北京”自然是指今北京市行政区划内的18区县。凡在今北京市域范围内，无论是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县），只要有名人故居分布，都应纳入北京名人故居认定和保护的范围。目前，文物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北京名人故居的研究保护多集中于4个城区，这与旧城内名人故居的数量多，分布广有关，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北京郊区、远郊区县名人故居的发掘、保护和利用。4个近郊区以“故居”之名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的仅有位于通州区新城南街9号的王芝祥故居一例。10个远郊区（县）尚无一处以“故居”之名列入文物保护名单。我们如果真要把北京名人故居的认定和保护当成一项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