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要倡导，而且要落实和践行，使之真正得到大众拥护，并最终落实到自己的日常行动中。笔者以为，落实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让它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而赢得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转化，如果离开了大众文化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是不可能达到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核心价值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一 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领导权

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三分法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央全会郑重提出并写入全会《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显然属于真正的官方文化。但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如果说官方文化是官方倡导的文化，那么，主流文化则是在一个社会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真正支配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的那一套价值观。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被称为“市民社会”（又称“私人领域”）的整个民间组织，也就是由教会、学校和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化领域或公民活动领域，以非暴力为基本特征；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狭义的国家），主要由政府、军队、警察和司法机构等组成，以暴力或强制为主要特征。^[1]上层建筑的这两个层面又分别发挥着两种不同的功能。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中建构和运作的，它作用于“大众的哲学”或“共识”，引导大众自发地认同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关于社会生活世界的解释；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发挥着“直接的支配”作用，由国家警察机构或司法部门实施强制性命令。^[2]

可见，“领导权”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用来指称与赤裸裸的压迫和强权不同的、常常并不被经验为统治的统治关系。它不是表现为强制，而是表现为通过被统治者的积极赞成（consent）而实施的统治（正因为这样，把cultural hegemony翻译为“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这正是这个概念的精微与深刻之处：文化领导权比以赤裸裸的武力和强制为基础的统治权力更为含蓄、复杂、多元，它暗示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础的新统治形式，常常是以被统治者的默许与配合为基础的。葛兰西还认为，文化领导权的力量总是依据社会文化条件而不断地修正，它们不但是更加精致的，而且是可以商谈的。

虽然因为国情和时代的差异，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这个概念至少启示我们：一个执政党的文化，即所谓“官方文化”，是否真正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其标志绝不是它背后是否有强力的支持，可以强迫人民服从，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官方文化如欲转化为主流文化，即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获得大众的真正认同，必须通过非暴力手段（比如民主协商、对话、谈判等）达成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常识”），必须得到大众自愿、积极的赞同而非消极无奈的服从；而这种赞同之所以是“自愿”“积极”的，乃是因为它不仅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对话和民主协商基础上，而且也不像精英知识分子的小众文化那样曲高和寡。它融化到了葛兰西所说的大众“常识哲学”之中，从而成为思想、文化、舆论领域非强制却又强有力的引领力量。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赞同？当然只能是一种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凝聚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如果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真正合一了，如果三者的价值观真正统一了，那么官方文化就转化为主流文化，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

首先，这样一种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主流文化或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必须和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相适应。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国家，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以及众多的个人，都有不同信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理想等，能够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不充分尊重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为个人的生活方式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