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观点是经济改革深入进行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凸显，社会建设使命凸显，而不是随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理由主要有四点：一是改革推进步骤宜以渐进思维设计，变革命性思维为改良性思维，尽量规避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突变性选择。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凡追求一劳永逸的彻底性改革，都一再失败。改革只有渐进性，没有彻底性，更没有一次性彻底改革。二是行政管理体制确实是与经济体制距离最近的管理层级，也是关系最为紧密而紧张的体制，以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直接效果。三是参照西方改革进程成功经验，按照有序性的原则，应着手进行的是社会建设，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四是政治体制内部因素、结构、层级复杂，例如涉及党的领导、国家体制、指导思想等问题，也涉及党政组织结构、权力运行规定等。在这一领域，一方面党中央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尝试，例如特区试点、基层党组织选举试点等；另一方面，自“文革”结束以来，我党对于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就形成了谨慎小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政治上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变动；疾风迅雨式的革命式政治改革运动不是上上之选。

一 改革深化问题的提出与民心思变的尺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间稍许有点停顿、变化，但中国社会解放生产力、全力发展生产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收获与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经济从“文革”后期濒临崩溃，到今天国民生产总值高居世界第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提出这一背景，对于讨论继续深化改革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种种迹象表明，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既改变了我国落后的经济生产力，也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改革过程积淀下了健康的心理定势和有序的思维方式。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重大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比较大的经济过热现象：一次表现为思维方式方面的激进，并直接关联到1980年代末的社会悲剧；第二次经济过热导致的回收，则导致走向思想保守主义，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和思想的回归。这两次事件一再锻炼了国民的心理，使之更趋成熟。

第一次经济过热事件发生在1980年代。快速启动的市场经济运行和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双轨运行制，迅速造成了过热的经济形势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社会力量集结，呼吁迅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结果是国内对政治改革的呼吁一举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直接导致1989年夏天的悲剧。这次事件的显著表现就是经济生活急剧提速，其发展速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全国人民对经济发展前景高度乐观，普遍认为通过经济发展可以立即推进政治改革，直接把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归结为现有政治体制，并乐观地认为可以一举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启蒙主义思潮成为主流，对传统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大批量引进西方思想学说一时成为时尚。启蒙思想的理想主义情结，成为这个时期国民特别是知识界人士的心理特征。20多年后，反过来思考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很多思想、行为、运动、口号都镌刻着启蒙主义的印记，而最能够代表启蒙主义思想方式的，就是激进主义、跨越式发展。理想化的代价比平庸更可怕，因为它迷人。

第二次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十年。外向经济收缩，出口锐减。为了再度刺激经济快速启动，中央加大了金融体制改革，为了保障经济形势顺利进行，在财政、金融、税收、国有大型企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其结果是经济形势过热，各项改革措施实施太快，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使用频率最多的一词就是“软着陆”。与此同时，中国香港、东南亚发生了经济、金融危机。这个时期的经济环境与意识形态环境异曲同工。继“新儒学”之后尘，“国学”崛起；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峙成为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盛行于西方的各种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一起，作为多元思想形态之一，大大方方地进入中国的主流媒体。对五四思想的反思、“告别革命”、“思想淡化，学术出台”，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经济上调整推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