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次他完成的巨著《论中国》（On China）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12年10月），就是一个宏伟的证明。无法想象，在美国政治家里面还有谁能够写出这样具有深厚哲学思想和战略理解的巨著？对于美国学者来说，这个宏伟巨著具有面向未来的价值；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基辛格博士字里行间所渗透的对中国立场和中国发展的同情心，则具有深厚的道德意义和情感意义。《论中国》把20世纪中美关系的全部战略问题放置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背景下来考虑，并对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始）抗拒外国势力的心理和情绪，表达了充分的同情。能够在这个思想文化背景下讨论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无疑具有鲜见的文化高度。但总的说来，《论中国》是一部面对美国读者而写的著作，我们不能说它立论是否公正，执论是否有偏颇——毫无疑问，在基辛格博士叙述过程中，这个偏颇和不公正已经被这位老资格政治家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我们下面要强调的是，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最具有建设性的面对现实困境的解决思路，恰好是反基辛格博士思维路径的。基辛格博士解释20世纪中美关系问题的总观点，可以聚焦到“中国的独特性”这个开章明义的标题上。他叙述了鸦片战争前后“天朝帝国”从“叩头问题”到分疆裂土的经历，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三角外交、朝鲜半岛的战争、中苏美三国的外交格局、1972年的和解和准联盟、邓小平时代，以及中国对越作战、对印作战、中国的改革与美国利益之间的冲突等，“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前言Ⅵ）。以下，特别是在理解国家之间的重大事件过程中，基辛格博士不断沿用这个信条。我不能说这个观点有任何的错误。实际上，自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流行以来，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我们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习惯于沿用这个观点或思路。我想说的是，恰好在基辛格博士的论述中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一种突破流行观念而基于具体对象研究形成一种外交思想新思路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基辛格博士的这个“过于快捷的附和”表示不满。基辛格研究中美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格局是：设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永恒不变的，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中国一代代国家领导人在实施中美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把中国国家利益隐藏在全球战略规划的宏图下，利用中美两国实施这个宏图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美国则承担着普世价值的输出职责，却不兼顾自身的国家利益。二是中国与美国（乃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策略，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某些基本特点有深刻的联系，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受制于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文化传统，例如他所谓“中央帝国心态”。而在权衡美国的对华战略时，他则坚持美国永恒价值的普世性和永恒不变性质，“绝对性特征”（第444页）。这就构成了两难境地：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顽固僵化和美国外交思想普世原则的难以适应性。“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内政。”（第445页）面对这一困境，双方无法沟通和互不信任：“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第516页）他断言：“即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成为严峻的挑战。”（第518页）这样，基辛格一方面明确“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第517页）；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这两个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第517页）。之所以复杂，原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