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指出：“共享的黄金时代记忆、共同的祖先和男女英雄、他们所代表的共同的价值观、族群起源的神话、移民和神的选择、群体的象征、领土、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历史和命运以及他们的各种血族关系和祭祀的传统和习俗等，为理解族群的过去与民族的现在及未来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为理解族群和民族、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连接和断裂提供了解惑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所有能够被置放于英雄圣坛上的人物形象其实都是对于“英雄祖先”的某一侧面的复制与传承。正是这种以文化基因为主的复制传承，不断鼓舞着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繁衍存续的内在信念。英雄人物对“元界定”的遵循、坚守、反思甚或反拨，都与民族心理的时代遭际或民族命运的更生诉求息息相关。简言之，英雄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肉身化；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则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在、未来进行积极判断与响亮召唤的过程。而聆听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则是民族成员确认自身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并将民族精神内化为自身生存准则的重要途径。1980年代以前，对于英雄形象的建构一直堪称中国影视艺术场阈的叙事主流。仅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大量传统武侠/功夫英雄形象，还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十七年、“文革”时期的革命英雄形象，都是特定历史境遇下民族心理与民族情感的典型载体。进入1980年代之后，由于审美疲劳，对于影视英雄形象的建构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低潮期与探索期；但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新的文化整合态势下，一个新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再次到来：通过众多英雄形象的建构，创作者与接受者们共同表达出对民族身份与民族价值观既有坚守又有创新的多元诉求。在笔者看来，这类集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自我激励的举措——即在充满多义性的文化语境下，尝试通过对“元界定”的忐忑温习和重新诠释，寻找应对复杂前景的勇气与信念。而与此同时，在这类集体行为中所呈现的种种价值症候则也为我们清醒地观察、深入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与希冀提供了上佳镜鉴。

一 从中国传统通俗文艺中一路走来的“江湖英雄”

“江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宋代以来，“江湖”一般用以指称存在于正统宗法秩序之外的隐性社会形态及其行为规范体系。江湖中奉行的，是一种与儒雅敦厚、节俭隐忍、光耀门庭的中国正统文化大异其趣的文化性格、文化意识与文化理想；而孕育于独特江湖文化之中的英雄豪杰，也往往体现出与儒家正统道德楷模判然有别的精神面貌。纵观中国文艺的发展脉络，众多“江湖英雄”从传统通俗文艺场阈一路走入当代影视艺术场阈，汇聚成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意识形态、深具文化悖论性与复合性的一种影视人物类型。

就民族历史的现实情境而言，江湖是底层游民生活和争斗的空间。在中国历史上，脱离了宗法家族和社会有效控制的游民阶层，在主流社会中丧失了容身之所，因而只得忍受充满危险感与不安定感的生活状态：四海为家，一饱难求，拉帮结派，轻生忘死。物质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被排挤，使得游民阶层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传统宗法社会截然不同的运作规则与行为方式，也由此造就了长期存在于中国正史之外的、以“江湖”自谓的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社会。历史地看，“江湖”及其背后的游民文化、江湖文化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超过主流社会所尊崇的儒家正统文化。至今，华人世界仍旧习惯性地将主流体制之外的隐性社会称为“江湖”；将行走于这种隐性社会空间之内，并深谙其中谋生规则的人称为“江湖中人”。

在江湖中，“义气”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而武将关羽则是象征这一至高道德标准的尊神。^[1]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义’不是传统儒家道德观念中义利之辩的‘义’，而是一种市民社会的道德观念，即所谓江湖义气。这种道德观念的基本意义在于把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普遍的社会政治秩序之上，以个人恩怨关系的平衡为目的。很显然，这种道德意图追求的不是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善——普遍的秩序，而是个人的不满、缺失得到补偿”。^[2]因此，这种江湖义气与中国正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