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实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途径。但就当前我国文化馆发展的总体状况而言，文化馆在建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成效不大。究其根源，当下各界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质的主流界定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文化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缺乏科学的认知，无法为文化馆指明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是一个特例。该馆馆长徐伟认为，相对于“文化民生”“文化权利”或“文化福利”等主流界定，“文化治理”更能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在“文化治理”理念的指导下，朝阳区文化馆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为我国文化馆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

一 公共文化服务实质的主流界定存在一些缺陷

2007年“十七大政府工作报告”确立了政府今后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描述，提出“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描述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基于对这一目标的解读，“文化权利”“文化民生”“文化福利”成为界定公共文化服务实质的几种主流说法。这几种论断在公共文化服务实质的界定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文化权利说”指出人民群众每个人都享有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文化权利说”中每个人的权利设定影射了“个体性”内涵，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性”特征存在逻辑矛盾；另一方面，文化权利的表述设定了“政府义务”这个基础，也就是说，政府在该事项中必须扮演主动和主导方，主客体之间是一种上下承接的关系。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管办文化的发展思路并无本质区别，与当前政府职能由管办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发展思路相矛盾。

“文化民生说”提出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同人民的吃穿住行、医疗、教育等一样，是人民群众生存的基本保障。“文化民生说”一方面将抽象的文化与具象的、量化的经济问题等同视之，消解了文化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尤其是忽略了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这与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主题相违背；另一方面，“民生”的设定强调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是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同样过分强调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地位。

“文化福利说”指出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实施的一种福利。“福利”的设定带有强烈的经济的、量化的指标，相对于“文化民生”和“文化权利”而言更消解了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和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强化了政府的地位以及实现方式的自上而下性。

总而言之，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官方描述和各界对公共文化服务实质的主流界定来看，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思路同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办文化的发展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依然沿袭着政府全额拨款，自上而下的单向文化传播、文化宣教模式，只是方式更加多元、服务网络更加顺畅而已。这种发展思路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地位、文化自身的属性和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二 主流界定理念指导下的文化馆现状

“文化权利”“文化民生”“文化福利”界定下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思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依据这种存在着诸多缺陷的发展思路进行改革创新，文化馆作为基层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从根源上就注定无法摆脱原有发展模式的桎梏。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定位徒有虚名

职能定位是对文化馆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的限定，也是界定文化馆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服务对象按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要求，需要突破原来“文艺爱好者”的狭隘范畴，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然而从近几年我国文化馆的发展来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服务内容上，上级单位部署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传播意图的文化活动仍占绝对优势，这种为“上”服务的内容，削减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服务方式方面，当前大多数文化馆仍以发展脱离现实生活的捧场式的“舞台艺术”为主，无法实现服务方式的多元化。就现实状况而言，文化馆由“群众文化工作”向“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转变更多地体现在服务覆盖数量和服务设施水平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上，只限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字面含义，自上而下的单向文化传播、文化宣教模式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