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与文化旅游、影视传媒、出版印刷等传统文化产业相比，动漫网游、数字出版、移动传媒等新兴文化产业除了关注文化、创意等传统要素之外，还更加注重与科技创新要素的结合^[1]，在技术性、集约性、知识性、增值性、融合性、扩散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为文化产业整体发展和繁荣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意义，在增强文化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之间关联融合的同时，更能起到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减轻环境能源承载压力的“催化剂”作用。因此，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引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潮流。

但调查发现，一方面，作为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微观主体，单个文化科技企业或公司囿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也无多余精力从事研发创新、信息共享、投资融资等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活动；另一方面，行业内却存在着众多分散的闲置资源，“出勤率”十分低下。由此，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新兴文化产业资源的做法不尽合理，通过引入其他机制对此予以完善十分必要。从组织制度角度看，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便是一种能有效应对上述困境的制度安排。

现阶段，关于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研究文献相对稀少，人们对于这一新兴事物的了解也不够深入。本文尝试从学理上对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内涵特点、实践意义及其结构创新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学界与社会深化有关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认知搭建一个背景框架。

二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内涵与特点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意指以技术创新为导向，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创意研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管理咨询、展示交易等共性服务的一个或几个独立法人实体组成的共同体。其主体通常包括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文化科技企业、职能部门等。通过在上述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桥接”关系，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可以实现系统内要素资源的跨时间、跨空间、跨部门再配置，推动异质资源之间的互补与协同，从而实现“1+1>2”的效果。

公共性和服务性是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与普通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的共性所在。其中，公共性体现在平台使用资格上的非排他性，即无论是否是平台内部的组织成员，有相关需求的文化科技企业都可以使用平台资源。不同的是，平台内的企业成员无须支付使用费或使用费较低，而平台外的文化科技企业一般则需以会员费、项目费、咨询费等形式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服务性体现在平台主体并不直接参与服务对象的生产运营活动，而是以技术转移、管理咨询、项目融资等方式协助服务对象顺利完成上述活动。

当然，由于在服务对象及其主要需求方面存在差异性，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

1.高创新性

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相比，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更加强调对多媒体数字技术、信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创新的不断诉求。这种创新更接近于一种产品和服务创新，而非传统制造业强调的过程创新。^[2]其成果丰富甚至彻底改变了原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创意、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进一步增强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表现力、渗透力与感染力。

2.高融合性

随着高新技术自身创新周期越来越短，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文化产业其产业内以及与关联产业间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等交换不断加快和加深。在此情境下，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内部各主体之间、服务平台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无论在范围还是程度方面都较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更加深入。

3.高知识产权保护

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相比，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提供的更多是可以以符号、数据、信息等数字化编码形式承载的关键技术和研发设计，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模仿、复制和窃取，相关利益者的既得利益面临严重威胁。为此，无论是在发展理念还是措施力度方面，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对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都更高。

三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构建的实践意义

世界范围内，新兴文化产业正以“井喷”态势极速发展。英国的创意设计业、美国的数字出版业、日本的数字动漫业以及韩国的电子游戏业都显示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产业持续竞争力，^[3]在丰富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