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拉图关于人类自由幸福方案：从启蒙辩证法到法制国设计

柏拉图以自身理论的和实践的经历与努力，一生执著于哲人政制的理论与实践，主要采取两种方案，即早期的启蒙/教化辩证法和晚期的法治国设计。前者目的在于以辩证法启蒙城邦公民如何关照自己的灵魂，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臻于至善，为日臻败落的城邦树立某种伦理道德规范；后者在兼顾人类现实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试图用法将知识、法与既往生活经验连接起来，作为表达对人类最高关切之政制根基。

（一）柏拉图早期的启蒙辩证法：人应该如何生活？

A.E.泰勒认为，苏格拉底最终“成为神谕的本意的代言人，神谕的意旨指出人类普遍对这件最为急迫的事情一无所知，即如何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完善，如何‘关照’他们自己的灵魂，以及‘使之臻于至善之境’”。尽管苏格拉底本人说没有拥有这种知识，但至少“他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他知道自己的无知”^{［1］（P41）}。对此，B.威廉姆斯写道：“苏格拉底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是道德哲学最好的出发点，它要优于‘我们应当做什么’或‘我们怎样才能是善的’甚或‘我们如何才能幸福’这些问题。”而张任之对此评价道：“因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已经预设了太多的东西，而人们又总是很难在这些所预设的东西上达成一致。”^［2］

尽管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提出“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生活过得更好更快乐”，“我们应该慎重考虑，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人该怎样采取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3］（P39）}，即舍勒所谓苏格拉底问题较晚。但是，早在《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等著作中，他就谈到虔敬、使命、义务等主题，实质上他已经开始从不同角度探究此问题了。在柏拉图早期的视域里，人到底应该如何生活，才能剥离于自然而独立，获得幸福自由？

第一，否弃大众道德。在《普罗泰戈拉》中，苏格拉底问普罗泰戈拉是以教授什么为职业的，普罗泰戈拉回答说他是以教授德性为职业的。但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德性是不可以传授的，或者说雅典人是聪明的，他们不认为德性可以被传授。这一点来自公民大会。当他们要决定如何修建庙宇、建造船只或其他工艺上的事情时，他们只愿意倾听专家建议，而不容他人发号施令。但当他们面临有关城邦管理的决定时，却愿意考虑任何人的建议^{［4］（P36la5-c2）}。苏格拉底表示自己很沮丧，因为他和普罗泰戈拉似乎都在论证中与他们刚开始所坚持的观点相左了。

什么原因使得雅典人在不同决断上表现出如此差异？观念。在如造船等工艺性事务上，历来只允许专家发言；而在另一些如公民大会等关于城邦管理事务上，是需要德性的，却允许任何人发言。如此看来，雅典人认为，德性不是一项专门的技艺，也不相信德性可教。

在《克里同》中，同样表明苏格拉底拒斥大众道德的观点：克里同催促苏格拉底逃狱，原因是许多人认为这样是适当的。但是，苏格拉底说：“我们丝毫不必考虑大众怎么质问我们，只要注意那明辨是非邪正的一人和真理本身是怎么说的。”^{［5］（P104）}

在《拉凯斯》中，他更为明确地拒斥了德性不是专门技艺的流行观点。面对两位父亲向两位将军拉凯斯和尼西亚求教各自的儿子如何正确教育的问题时，两位将军认为是可以教的，但苏格拉底不同意。他认为应征求经过优秀教练员训练过的人的意见，这恰恰又是普罗泰戈拉所认为的雅典人的观点。而他坚决否认自己在这方面有专门技艺，两位将军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供检验。文中以讨论德性中的一部分——勇敢——来检验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技艺。因此，在文中，苏格拉底明确认为，当我们面对一个需要德性才能做出的令雅典人首肯的决定时，我们不应当考虑每一个人的意见，而只有专家建议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在此，他把给予此类建议所需要的德性与某种类型的专门技艺等同起来，而专门技艺本身似乎就相当于或至少是获得德性本质的知识。而《拉凯斯》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