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存在问题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基于对现实存在的认识和反思，庄子建构起自己的生命存在哲学，从生命的产生根据到生命活动的原则再到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庄子无不论及，不乏真知灼见，散发个人魅力。而一切的追问最终落脚于生存的幸福问题，生命的有无，个体无法抉择，这是时与命。但存在的状态和感受，却可以希冀和选择。庄子在自然的顺任和自由的逍遥中找到了心灵的安顿，构筑了诗意而幸福的人生，此即庄子所追求的“自事其心”《人间世》。在庄子的视野中，幸福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且这种主观的感受不是感官的物欲满足，而是内在心灵的澄明和洒脱。

一 时与命：生存之困境

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策·叙》）。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当时是一个“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1］《人间世》的时代。除去战争的威胁，统治者的重税高压、残暴专制更使民众困苦不堪。正如孟子所谓的“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2］《梁惠王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2］《梁惠王上》、“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汉书·食货志》）。《庄子》中对统治者的残暴有许多揭露，《人间世》中轻用民死的卫君^[1]，《列御寇》中暴虐嗜杀的宋王^[2]，《徐无鬼》中盈耆欲、长好恶的魏武侯^[3]，他们皆视百姓生命如草芥，残暴无道。这是一个“昏上乱相”^［1］《山木》的时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1］《在宥》，庄子有感于统治者的无道和残暴，义愤填膺。由于激愤，有时甚至有一些过激的言词^[4]。王先谦指出，这都是“疾时焉耳”，“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为天下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3］。统治者的残暴重压使民众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无尽的祸患、无法逃脱的战争和艰难的生存处境，人们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幸免于战事，如何延续生命。生命的保全和意义问题成为当时几乎所有思想家建构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所有有识之士都在思索，试图寻找出路。由于个体性因素的关系，老庄对生命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作为史官的老子，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现实经验。在对这些知识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老子提出了许多保全生命的策略，期冀告诉人们怎样保身，如何全生^[5]。庄子则有感于生逢乱世，生民多艰，而“慷慨发愤，爰著斯论”。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提出了许多保全生命的方法，而且更在理想层面上追求精神生命的自由和独立。他们的思想无疑给混乱社会中可怜而无望的生命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光明。

战国时代，铁器推广和大面积使用，在带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商品交换频仍的同时，引发了人们的利欲之心，整个社会热衷于追逐功名利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算计营谋之心日起，“舆人（车工）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4］《备内》。工人造恶劣的器械，“蓄积待时而牟农夫之利”^［4］《五蠹》；商人为了“市贾倍蓰”，根本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而奔走四方。并且商人垄断市场的局面开始出现，“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2］《公孙丑下》，这造成小农业者的处境艰难，社会矛盾增多，农民“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而大商人们则“无把铫推耨之劳，而有积粟之实”（《战国策·秦策》），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更加严重。那些富贾大商们家产巨万，一般贫人却借债度日。商人的贱买贵卖、巧取豪夺，使人们的算计之心胜，整个社会功利意识泛滥，“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1］《徐无鬼》。许多人为求个体私利，往往不择手段，“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盗趾》）、“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1］《徐无鬼》。当时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5］（第53章）}，整个社会从上至下虚浮利欲之风盛行。《庄子》中对此种社会现状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