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不改旗易帜，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总方针。这就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树立了发展的目标，坚定了奋斗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践行了一条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相应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和发展措施。评价一个理论、政策的最好方法，就是看它贯彻之后所取得的结果。从大的方面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结果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经济，提升了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也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二是在官商合一的体制下，使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滋生了严重的社会性腐败，并由此引发了众多社会矛盾。就第二个方面的结果而言，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乃至文化、观念的模式都处于一种高危性病态。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出了问题。要根治这种社会病态必须有一种大智慧、大设计，必须有能够改变现状的切实可行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多年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向权力、资本和富人倾斜的政策，让一部分人首先富了起来。然而，这样的致富却是以损坏，甚至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当我们的官员向下岗职工说“改革就要有牺牲”的时候，我们的下岗职工则会问：“牺牲的为什么是我们？”2012年12月10日《京华时报》公布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也远远超过了0.4的社会稳定警戒线。相关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报告还分析了造成贫富差距巨大、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方面的三大因素：行政垄断的市场权力；政改滞后的行政与政治权力；官商勾结的利润和租金。我们应当正视基尼系数背后所潜在的社会风险。基尼系数的增高意味着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的加剧、社会民众的不公平感和对社会的怨恨程度的增高和积累，以及社会矛盾的增多与激化，其最终结果便是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问题的更为严峻的一面则是：在一个官商勾结、监督失衡、制度性腐败严重、社会的公共权利受到资本严重侵蚀的情况下，靠谁来扭转这一严峻的局面？要扭转这一严峻的局面又会有怎样的困难和风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靠权力发财的人已经成了我们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事实上，旨在追求比较公平分配的新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迟迟不得出台（据相关报道披露已经拖延了8年之久，我们抗击日本侵略的持久战也只打了8年），而一项旨在完善监督体制的领导干部公示财产制度的政策，虽已酝酿多年，但真正面临实施仍然是遥遥无期，其原因就是遭到了靠权力发财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一方案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邓小平当年有一个愿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穷人，一起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之路。然而，今天的事实则是另外一番情景。权力和资本的逻辑并未服从人们的美好愿望，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危险之境地，并且有迹象表明还在进一步加剧。一方面，靠权力和资本先富起来的人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表面的繁华昌盛之景，在制度性腐败的社会化场景下，社会财富的公开性浪费已成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处于下层的民众则只能得到基本的温饱，还有相当多的下层民众还处于不得温饱的贫困境地。更令人寒心的是，处于下层的一般民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权力和资本的力量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予以侵犯。共产党人所设计的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之路不可能按照现有制度设计的条件自然而然地到来，它需要一种再度改革的新的大设计。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改旗易帜。然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偶像，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走邪路，其关键不在于旗帜上写明的主义的标签和口号，而在于是否执行、贯彻和实现该主义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寻求人类解放的理论，我们并不需要费多大的力气便能够确定其基本理念。这就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