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为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据了解，笔者所在的T大学校园内，诸如食堂师傅、餐厅服务员、公寓保洁员、保安等都是由外来打工者担任。而与此同时，笔者也在校园内发现了这样一类人：他们有固定的经营摊位，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不受工作单位规范制度的直接约束。总之，他们不是“打工者”。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即T大学校园内爱心报亭的老板。除观察到这一现象之外，笔者在查找相关文献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研究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研究的热门主题，但研究者们却很少关注诸如校园报亭老板这样的外来农民非打工者群体（或者说是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大多数有关农民工的研究论文都不能对他们的情况给予很好的解释。因此，笔者选择了T大学校园内的两家报亭，对其老板及家人进行了多次访谈，试图较为深入地了解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情况。虽然本研究只是个案访谈，不具有代表性，更不能推广到更大范围的外来农民非打工者群体，但笔者认为这对于全面地认识“农民工”群体是有所帮助的。

一 理论视角与文献回顾

城市社会学理论中，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论流派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而本文也想从这一流派的思想开始，来展开对外来农民个体经营者的城市生活的分析与思考。

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论流派，其基本视角是对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该理论流派最早可追溯到齐美尔的城市人格理论。齐美尔认为城市的一系列社会特征会塑造出一种独特的“城市人格”。这些城市社会特征包括：大量人口的聚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接触的社会群体的扩大、职业方面的高度社会分工等。^[1]而这些特征最终塑造出如下的“城市人格”：①理性化人格。人们对待事物少用感情多用理智。②冷漠化人格。对待他人态度陌生、冷淡、敌视，逃避交往，其结果“我们甚至常常对相处多年的邻居也视如陌路”。③自由人格。大城市人受血缘、地缘、宗教之类的社会束缚少，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自由，满足了人性的需要，却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非人性：“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像大城市人群中的人一样倍感孤独和失落”^[2]。沃思也在其1938年发表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中分析了城市的生态和人口结构，注重城市居住的心理与行为的结果，认为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称为“城市特性”。沃思认为，城市的三个最主要特征是：第一，规模大、人口多；第二，密度高；第三，人口的异质性强。蒂特勒则通过1972年的一项实证调查所搜集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齐美尔的城市人格理论和沃思的城市性理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居民的匿名感越强、宽容性越强、疏远感越强、社会联结度越弱、越轨发生率越高。^[2]

从以上视角来看农民进城，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近年来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农民的涌入。农民进城促进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市性特征的增强。二是城市特性将对进城农民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民是否能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也是近些年研究城市外来农民的热门议题。

笔者发现，当前国内社会学界有关城市外来农民群体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工的各方面问题：农民工的流动行为，包括流动动因、流动经历、流动途径、流动网络等；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包括制度歧视、社会剥夺、城市适应性等；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如工资拖欠、福利保障、子女教育等。但是大多数研究对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定义并不明确。李培林认为，流动农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3]这实际上仍然把个体经营者纳入农民工概念之中。而田凯、卫思祺则将进城农民分为雇工和个体经营者两个类别^[4]，则又是对进城农民中的个体经营者与农民工的分开界定。事实上，笔者在阅读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文献时，已经关注到许多研究虽然适合农民工群体，但是却与农民个体经营者关系甚微。例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农民个体经营者是自主经营，不存在和任何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