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们对于这样两种人都并不陌生。

当我们走出校门时，常常会看到这么一群人，他们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破烂的衣服，扛着铁锹或者其他工具，在建筑工地搅拌机的轰鸣声和漫天的灰尘中擦着满脸的汗水，为这个城市创造着一栋栋巍峨的“宫殿”。他们是都市光鲜外表的建造者，但悲剧是又被这个光鲜的建造物所遗弃。

当我们身处校园时，还会发现这么一群人，他们在食堂、公寓大楼、各个教学楼和办公场所默默工作，为我们创造着干净、整洁、安全的校园学习生活环境。他们大多与我们年龄相仿，作为一个城市当中的外来者，他们在边缘彷徨，却深深渴望进入这个城市的内部并与它相融合。

这样的两种人，都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群体，在中国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个群体已经越来越居于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乡隔离体制的逐步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潮水般地涌入城市，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2006年，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了1.2亿人左右。^[1]这样一个巨大群体，其心理与行动自然值得我们关注。了解他们的流动经历和生活状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维持城市的健康良性运转，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和清醒地认识城市化这一进程的利弊得失。

城市化启动的30年过去了，在时间的洪流中，农民工群体的队伍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许多早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正在逐渐回流，新生代的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两代农民工代际转换的时期，对于农民工新旧两个群体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变迁，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在经济层面，以及在社会和心理层面所带来的巨变。面对文章开头所述的两类人群，或许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迷惘与无奈。

一 研究目的

基于上面所叙述的时代背景和对于农民工代际研究的重要意义，笔者在本文中所希望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以建筑工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和以校园后勤服务人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民工这两个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描述城市性在两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和心理各层面的差异，勾勒出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其城市性总的变迁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通过对其中个案的具体深入访谈和对已有研究材料的回顾，尝试运用历史的和互动的视角对这一变迁及其发展逻辑作出自己的初步阐释。

二 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概念界定

在对已有理论视角与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这样两组概念：何谓城市化和城市性？如何界定农民工的“代”？只有弄清楚这些，我们才能够在一个清晰的界定中去探讨下面将要涉及的问题。

1.城市化

关于城市化，学术界的定义颇多。《世界城市》一书中的定义是：“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2]而在国内，城市化一般被定义为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同时城市化也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不论何种定义，学者均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现象，同时也包含着社会与心理层面的内涵。这种多维度的定义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下面一个概念——城市性。

2.城市性

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城市性。所谓城市性，指的是城市具有的特质和特征，即城市独有的特点、氛围、状况与文化。最早提出“城市性”（urbanism）的是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思。他认为“城市性”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具有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此后，杜维和费舍尔从亚文化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国内学者江立华则提出，城市性的关键不在于生活方式或是文化，而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3]不管怎样，城市性在这些理论视角中都表现为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个体意识等多维度的综合，这是与上面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