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繁华背后往往掩藏着难以言说的伤痛。在城市化过程中无数人的幸福被吞噬。身处当下时代的失落者自己并不都能感受到这种问题的普遍性，他们将个人面临的困境归结于细碎的个人生活，形成了自怨自艾的压抑型底层社会状貌。社会学的灵魂在于通过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来审视现实。如今当我们面对着巨大的城市化变迁时，对发展保持审慎似乎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问题，也将即刻或在未来某一时段为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在城市化过程中，社会整合突破了原有地域界限等限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这种多元化趋势具体到微观层面上我们如何确定其效果呢？深入具体区域进行一番实地探寻是必要的。笔者于2010年暑假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工厂对“新莞人”面临的城市社会整合现状进行了调查，获取了初步资料。回到北京后又通过电话、远程问卷等方式对已知情况进行了跟踪确认。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社会整合角度来描述当前“新莞人”面临的普遍困境。

本调查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具体陈述笔者选择东莞作为调查对象的背景；第二部分简单介绍相关概念和方法；第三部分结合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分析及笔者个人在×厂一个月的生活见闻来描述“新莞人”面临的社会整合现状；第四部分结尾，简单对“新莞人”面临的问题进行小结。

一 调查背景

当美国人邦焦尔尼在《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中历数离开中国产品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困境时，当“Made in China”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引起恐慌时，制造这些产品和“恐慌”的东莞地区作为“世界工厂”出现在争议中。“世界工厂”的称号对东莞既名副其实，又难以承受。在制造大量产品的同时，东莞也给自己制造了无数城市麻烦。这些麻烦如今正慢慢吞噬着东莞的未来，外来人口整合问题便是其面临的挑战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化，城市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城市吸引力的增加导致了规律性的人口迁移：从西部内陆迁往东部沿海；从农村迁入城市。在这两个宏微观相嵌的人口迁移过程中，迁入者多半填补了城市社会下层的空缺。这群人成为外来务工者，干着本地人认为最累最脏的活儿，维持着整个城市背后隐匿的运转，然而在身份认同上却始终被歧视。外来务工者的增多导致本地人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形成诸多矛盾，甚至在务工人员群体当中也没有形成有效联系，个体呈现原子化趋势。而通过每一个作为原子的个体，我们似乎都能发现相似的悲剧。这种以原子化的聚集而非整合形式体现出的城市发展，东莞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东莞位于珠江入海口东岸，处在广州和深圳两个行政级别为副省级的中心城市之间，产业以加工型、外向型为主。加工型产业的特点就是劳动密集、所需要的劳工数量多，所以东莞面临的外来务工人员整合问题相当大。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当年在东莞生活的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71万，常住人口也不过694.72万，呈现出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比例严重倒挂现象。而且外来人口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整个东莞人口的平均年龄大约只有28岁。^[1]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外来务工群体，其身份认可及利益保障成为东莞当地政府关心的议题，也直接影响到东莞地区的治安建设等。2007年年初，东莞部分市政协委员提出“外来工”这一称谓隐含一定的歧视意义，这不利于广大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融洽相处。同年4月，东莞确定把“外来工”改为“新莞人”，试图强调外来务工人员作为东莞经济建设参与者所拥有的无差别地位。

二 概念与方法

（一）概念：社会整合

在西方，社会整合一般被认为是指社会的体系化或一体化，如美国普林斯顿学派认为社会整合就是一个社会内部各单位相互依存的状态。^[2]国内学者一般把社会整合理解为通过利益的调整和协调使得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如郑杭生认为，社会整合就是指一个社会的不同因素、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协调统一的社会整体的过程。^[3]也就是说，社会整合是特定的社会成员通过某种方式凝聚在作为社会核心的价值观、信念周围，彼此结成亲密关系并且在行为方式上基本保持一致的状态。

（二）对象与方法

本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