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知。”教育作为个人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一直为人所重视，而读书人与知识也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种令人敬仰的光辉。及至如今，高考已经成为很多人教育经历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莘莘学子的背后，更是有万千家长无尽的期盼。然而在北京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来京数十年，早已在此定居，其子女也在此长大成人，但面对高考时却遭遇了户籍这样一堵厚厚的墙。他们必须把子女送回原籍地，无法让子女像其他北京孩子一样顺利地参加高考，只是如此简明的原因，却拥有无比的重量，致使这些家长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子女的高考权利而顽强地抗争。

北京市“取消高考户籍制度公民联合组织”（以下简称“组织”）便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并没有国家行政机关的认可，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组内科层制。而笔者之所以还认为其是一个组织，是因为它符合一个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即为特定目的而建立的联合体，并通过一定的行动争取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的组织里，洋溢着父母对子女的爱，彰显着公民意识的崛起，拥有着作为公民最本初的感动。笔者通过对“组织”一位重要管理者“桃源”的访谈，对组织的基本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 诱因

北京市拥有大量长期居住的外地籍人口，这一群体的子女自小生活在北京甚至出生于北京，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北京的学校度过，而最终决定他们命运的高考制度却将他们隔离出去，要求他们离开北京回到原户籍地进行考试。这就造成了许多在京外地籍家长的不满，并希望通过采取一定的行动来打破这个束缚，这也是“组织”成立的最根本诱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诱因，那就是公益人士许博士的刺激引导作用。桃源说当时所有家长都处于一种非常焦虑但又一盘散沙、毫无行动的状态，而许博士则将许多拥有这种情况的家长聚集到了一起，“组织”才得到正式的成立和发展。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都逐渐显露。政界、学界和民间众多人士都对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提出了质疑，虽然当前中央政府并没有对此进行重大的改革，民众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当前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拿不出一个足以说服社会的理由，也没有采取正当的措施去对此种思想的传播进行限制，因此可见户籍制度管理在思想层面上的社会控制力的下降，民众已经产生了一种反叛的情绪。根据斯梅尔塞的“价值理论”，社会控制力的下降是产生集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前面和后面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将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和有效动员一一对应进去），社会已经无法把握大众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思想统一的瓦解导致了民众的分裂，当与以往相反的观念侵袭民众时，民众便产生了相应的集体行为。同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制度无法像在稳定时期一样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希望改变现状，社会关系出现的紧张使得“行动”得到更大的利用和释放，也就有了不肯做“社会巫术”的敏感知识分子的社会干预。社会干预被分为“强干预”和“弱干预”，而许先生的行动属于前者，这是因为许先生将行动范式直接灌输于这一群体，并将此行动镶嵌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组织”提出行动纲领指导，促成了“组织”的自主性发育。^[1]强干预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在民众原有的不满情绪基础之上，引导其成立具有明确目标的公民团体，并为其提供条件，组织其采取具有一定效用的共同行动。

根据桃源的描述，“组织”内大部分成员的家庭都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和一份相对丰厚的收入，由组织内拥有大量的“北京绿卡”公民^[2]便可知道。“组织”成员大多拥有固定住所，很多人很早之前便拥有住房，而他们的孩子基本上也都是在公立学校读书，成绩也基本为中等及以上。只有极少数的组织成员属于农民工，或者生活拮据者。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来京时间较早，大部分人已经和老家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有的孩子甚至没怎么回过老家。总的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偏向于中产阶层，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地不同于农民工。然而，尽管在经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