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建设逐渐成为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在90年代末成为政府基层建设的基础环节。政府力图通过社区建设以社区制取代原有的街区制，并改变政府基层能力不足的现状。^[1]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不仅是胡同、单位宿舍经历着社区制的变革，同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商品房小区也经历着社区制的变革。与社区开发、社区建设并行不悖的是发生在社区的越来越多的集体运动，包括业主们的集体维权。这些集体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2003年，业主维权运动尚被媒体报道为“非法维权”；2008年，北京的业主维权运动已经成为学者及媒体口中的“保护公民权”的运动。

中国学界对于社区建设的理解大致可以做如下的归纳。

第一，有些学者从社会变迁与社区建构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实质是街居组织体系的建设，目标是建构自主与能动型的“地方性社会”^[2]；也有学者认为，可将社区建设看作城市化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3]

第二，从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变迁角度，透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认为社区发展实践和社会变迁趋势是走向强国家与强社会的目标模式。^[4]

第三，从城市基层管理面临的基本矛盾与现代社区管理体制建设的角度，提出社区建设是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主建设。探索社区管理新形式与基本手段。^[5]

第四，将社区发展目标分为短期与长远两类，短期目标主要是有形的社区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长期目标是无形的社区文化建设与人文环境的“社区发育。”^[6]

第五，从社会关系质量下降、社会冲突增多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提出城市社区建设“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7]

第六，从社区参与和基层民主政治角度，提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是社区居民自治。^[8]

第七，依据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和城市社会发展实践，提出城市社区建设以建构市民社会为核心目标。^[9]

从以上归纳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首先，中国学者对于社区建设的理解多样，但其中多以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为依托，并未就中国的状况发展出本土的概念与逻辑；其次，上述各种对于社区建设的不同理解，意味着赋予了社区建设不同的意义，这将会影响学者们对于发生在社区的集体运动包括业主维权运动的理解与定位。

中国学者很少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去思考这一问题，“‘社会运动’概念还较少进入经验研究者的视野”^[10]。已有的研究主要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出发，对社区运动能否成功维权进行研究^[11]；或者对行动能力及制度限制进行研究。^[12]他们将社会运动重新定义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侧重其中的策略考量与利益计算的面向。

就关注的焦点来说，或者多集中在个体的或集体的“行动”上；或者侧重于“结构”“制度”的分析；或者站在个体—国家—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对集体运动行动的意义进行理解，例如沈原老师对于发生在社区中的业主集体运动，认为是“走向公民权”的运动。^[13]

笔者认为，这些研究都很重视法律、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对都市社区运动形成的制度限制，他们重视分析行动者与政府的关系，重视制度环境对于社区运动的影响。但是他们缺乏对行动者策略及认同型塑的辨析：所谓的“中产阶层”是将“维权”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口号或工具还是他们真正认同他们的“公民权”呢？很多学者对中产阶级赋予的“公民意识的觉醒”^[14]以及“公共空间的形成”的西方式口号及价值是否真正符合中国现实的发展状况？这是否超越了现实，成为一种“学究的谬误”呢？

此外，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重视法律、政府的政策因素对都市社区运动形成的明显的制度限制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注意法律、政府政策因素以及政府的实践、社区运动的历史对于社区居民心理及其行为方式的影响呢？

二 本文的理论脉络及概念辨析

中国社会学界对于都市社区运动、社区集体行动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15]：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传统的中国人可能会既表现出“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又会表现出“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自我牺牲。其背后的机制是一种“自己人/外人”式的分类图示和自我边界特征。^[16]而在费老之后，中国大陆社会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