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工地街头歌手在×商场前进行表演

“街头歌手”这样一个群体，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他们在商场前的广场、地铁通道、公交站台、十字路口，演绎着各种风格的音乐，有原创歌曲、流行口水歌、摇滚乐等。然而在这样一个嘈杂的城市中，百步之外，歌声已然消失。他们背着吉他、电子琴，甚至背着音响设备、自制的“架子鼓”，偶尔还有专辑，穿梭游走于城市中人群密集的公共空间，不时被城市管理者驱赶，不时受到路人“付费”认可、聚集围观。在大众的眼中，他们或者是底层的偏离的亚文化群体，或者是浪漫的独立的追求梦想的音乐人士。

但是，“街头歌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身份？我们应如何看待身处城市，同样需要谋求生存的他们？如何理解街头歌手与城市管理者的冲突、博弈，抑或“合作”？如何看待其与大众的互动？本文从“街头歌手”这个群体切入，将“街头卖唱”视作一种非正规就业的类型，由此探索非正规就业中随着时代演变而不断突显的一个层面，即非正规的文化创意产业，观察其对于城市中“底层精英”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始终在非正规就业的框架下，一方面，运用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对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进行区分，将非正规就业重新分类，并以“街头卖唱”这项职业为例，提出非正规就业的另一功能，即提供底层精英向上流动的途径；另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城市管理规范与街头卖唱行为僵持的原因，呼吁城市对非正规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本文以北京Z地街头歌手为调查对象，运用访谈、问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基于时间、数据、调研范围的限制，结论与描述多有不足和片面之处，还请读者指正批评。

一 研究对象的描述：Z地街头歌手的现状

“街头歌手”的界定一直以来都非常模糊，并且对其规模、分类、收入状况等都没有有效的参考数据。2008年1月24日，上海市人大代表罗怀臻在关于制定《上海市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的议案中认为：“城市街头艺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乞讨型的，多以贫穷为标志、以乞讨为目的；另一类为艺术型的，多以表演为手段，收取行人观者的自觉施舍，……这一类街头艺人有的可能是遭遇了暂时的经济困窘，有的是以艺术表演作为谋生手段，有的甚至就是爱好，爱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自己的表演天赋和前卫创作。”^[1]然而这种分类并未以实际的调研为基础，划分上多有谬误。

笔者自2010年10月至11月间，在Z地区访谈了四位街头歌手，并根据相关访谈情况设计了针对街头歌手现状的调查问卷。由于访谈对象中有一名“Z地街头音乐”的QQ群的管理员，笔者顺利通过该访谈对象加入了会员人数为172人的QQ群，向该群发放电子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7份（59人非街头歌手，46人未回复邮件，10人对问卷中超过20%的题目未作答），属便利抽样。尽管非概率抽样，但问卷回收数量占整体数量的比重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意义。下面即从Z地街头歌手的规模、分类、表演“经营”情况这三个方面进行描述。

（一）Z地街头歌手的规模现状

笔者主要从人数、来京时长和年份上对Z地街头歌手的规模进行描述，可以发现街头歌手的数量在2008年之后增加明显，群内联系增多。

1.Z地街头歌手的人数

上文在界定Z地街头歌手的时候已经提及，街头歌手的流动性非常强，所以人数的估计主要通过歌手的判断。调查问卷中将时间段限定在2009～2010年，通过问卷调查估计的工地街头歌手人数如表1所示。

表1 Z地街头歌手人数估计

所以，据此推断该地街头歌手的数量大概在120人左右，不尽准确，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估计并不影响调研。北京市街头歌手的数量估计在1000人左右，而一个城市街头歌手的多少也受到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开放程度的影响。尽管街头歌手从数量上来说并不大，然而其表演形式、内容的变化，以及作为一个职业的群体的变迁却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渴望和方式。对此，后文还会加以证明和解释。

2.Z地街头歌手来京时长和年份

在问卷中，同时对街头歌手的来京“卖唱”表演的时长和年份进行了统计，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的统计结果来看，很大一部分街头歌手从2008年起陆续来京，并且表3显示街头歌手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极强，大多歌手都是断断续续地表演，持续时间都在1年以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