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回顾

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对于社区及人格的探讨最早体现在沃思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1]一文中。沃思认为，在城市中，各种条件最终会使社区趋于解体，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漠，沃思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崩溃”（social breakdown）。然而，不断出现的城市民族志文学质疑了这种观点。一些学者发现即使在大都市最隐蔽处也存在紧密的人际关系及欣欣向荣的初级群体，这种立场被称为“非生态学”的。

费舍尔自己通过一系列公开的数据，证明了城市居民的确与偏离传统的行为有联系。他对这种偏离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城市生活会引起失范及社会解体（正如沃思所说），第二是城市会产生出具有影响力的亚文化。^[2]费舍尔于1975年发表了题为《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的文章，正式提出了研究城市的新角度——亚文化理论。

文章中，费舍尔解释了三个概念。首先，“城市性”（urbanism）被单纯地定义为人口集中度——一个地方聚合的人越多，这个地方的城市性就越强。其次是“非传统性”（unconventional），即所有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从创新的艺术家到犯罪，这些都是非传统性的代表。最后是文章的主题“亚文化”（subculture），这是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文化中、相对独特的社会子系统，其中包含一系列共同的信仰、规范及习惯。他还提出了四个命题并分别加以验证：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亚文化就越丰富；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亚文化越强烈；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互相影响的来源就越多，就越容易扩散成为一种亚文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非传统性的程度就越高。^[3]

在阐述这些命题时，费舍尔指出，人在社会中都有对人际交往的依赖性，否则会产生孤独感。形成一个交往群体所必需的数目被定义为“临界数”（critical mass）。在小城镇或乡村往往不能凑成临界数来形成这种同类的偏离人群的小圈子，即独特的亚文化。^[4]

二十年后，费舍尔又发表了题为《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一个二十年的评估》的文章，用理论与实例说明亚文化理论在二十年间的发展情况，并且提出新的展望。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特别提到了同性恋群体：“比较大的地方通常会有表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机构（institutions），例如同性恋报纸”；研究者表明“同性恋亚文化在大城市中更加普遍”。同性恋与其他的亚文化一样，是具有“非传统性”独特的城市现象，且是“城市化→群体聚集→亚文化”这一链条的产物。^[5]

亚文化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但这绝对不是以城市对其的接纳为前提的。实际上，城市性会对未知的、社会意义上不同的、且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人或亚文化产生疏离，甚至是冲突。对这些“未知世界”的居民，城市性是不友好的。^[6]同性恋社群就是这样一个不被主流接受的、神秘的亚文化群体。城市社会学的核心是研究道德秩序的整合是如何与高度分化、技术化的社会结构统一的，即社群（community）与个人人格（personality）的关系。^[7]同性恋群体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特殊的社群，那么它是如何与人格互动的呢？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问题。

北京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人口高度密集，城市性强，城市化程度高。按照费舍尔的命题，在北京我们应该能找到各种类型、各种强度的具有非传统性的亚文化，且具有正式的制度组织。

李银河是中国研究同性恋群体为数不多的社会学家，她指出，同性恋是一种普遍现象，据她推测，中国同性恋者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人。她对中国男同性恋这个庞大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些人有独特的活动场所，以北京为例，崇文门三角地、台基厂、贵宾楼、南十字、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中山公园内的公厕（著名的“东宫西宫”）、牡丹园，都是典型的同性恋聚会场所。^[8]同性恋组织的真正兴起是在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9]

二 北京同志中心

（一）简介

北京同志中心成立于2008年2月14日，至今已有两年多的历史。其官方的介绍如下。

“北京同志中心是一个在北京地区，依靠义工的志愿性工作开展活动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

中心的宗旨是促进同志运动和多元文化的发展，提高LGBT群体的自我认同水平，反对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歧视，倡导社会的包容与平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