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同性恋群体（又称同志）是一个性倾向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原因，它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由于社会大众对他/她们了解不够，又受到传统异性恋思维的影响，所以往往会污名化这一群体，把他/她们看成是不道德或不正常的。在《性经验史》中福柯就已提出，国家机器的压迫以及其无法被质疑的权力控制，限制了社会大众对于性别建构的想象，导致其无知地复制国家机制所灌输的意识形态。^[1]由于异性恋的生产性活动在历史上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同志群体在国家性别建构中的地位相当卑贱和低微，因此也不难理解同志群体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和他/她们的反抗。

近几十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公共意识的进步，学界对同志群体的关注日趋增多，特别是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学研究，在分析社会机制的压迫作用、理解同志个体的身份认同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李银河指出，关于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有下列各类：“①关于同性恋的历史的研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现代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②关于同性恋本身状况的研究，如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③关于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研究；④关于人们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如男女两性是否对它持有不同的观点；⑤关于同性恋者与其他人的关系的研究，如与丈夫、妻子、子女的关系等”^[2]。

就目前中国学术界而言，同性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取向也不足。分析1986～2006年间178篇同性恋研究的文章可以发现，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同性恋成因、公众态度、同性恋矫正、艾滋病和同性恋权益上，对于同志群体微观的生存状态、活动方式的研究很少，在研究方法上多以调查问卷为主，缺乏定性和理论分析。^[3]其中，魏伟、王凯、富晓星和吴振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志社区研究很有特点。魏伟尝试通过男同性恋身份称谓的变迁史（“飘飘”、同志、gay）来探索成都同志社区的发展^[4]；王凯对昆明同志群体的研究中加入了权力分析的视角^[5]；而富晓星等则从城市社会学的维度出发，分析沈阳同志群体的活动方式^[6]。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空间对于同志群体的特殊意义，城市中的空间不是一个静态的被动设置，而是物质性和实践性的，能够与人的活动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于同志群体这样的社会边缘群体而言，对空间的争夺和占有，反映了其与压迫性公权力的斗争过程。

正因如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为北京男同志群体的空间分布。力图通过调查近20年来北京地区男同性恋群体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如公厕、广场和公园进行交往和活动的情况，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生存情况进行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同性恋群体选择哪些城市空间进行活动？这些空间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涵义？空间选择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怎样的变化？同志群体的空间分布对同志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以文化生态学派和城市符号互动论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是本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从文化生态学理论来看，空间具有象征的功能，和其所象征的社会价值合为一体，成为当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影响了土地的利用状态^[7]，这将帮助我们理解同志群体的空间选择。索尔·阿林斯基提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回报的基本原则——个人受城市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影响，但个人也可以积极主动地、有意图地修正及改变周围的环境^[8]，揭示了城市空间与同性恋群体身份认同的密切关联。以城市社会学切入同志研究的主题，能够扩大性别研究的视野，并丰富城市研究的文化内涵。

本文的研究方式采用定性调查方法，包括文献分析、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文献分析将围绕同志活动历史展开，包括当代同志研究的重要文献和一些北京同志组织的内部资料；参与观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策略和方法，经由参与，研究者得以用圈内人的角色，观察并体验人类的意义及互动行为。本文笔者于2011～2012年间作为北京同志NGO的志愿者，多次参与同志群体的集体性活动，并接触到北京同志圈内的不同角色；同时在2012年七八月间，笔者对北京地区12位男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个体访谈，内容涉及成长史、交友史和同志疾病。在对采访话语的引用时，本文会根据匿名原则对当事人进行化名处理，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