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宗教文化与世俗生活的紧密融合才是传统。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中国，信教人口只有1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1/13，其中，基督教信徒有1600万人，大约占总人口的1.2%），基督教属于舶来品，跟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相比，基督教文化反而属于非传统文化。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属于城市亚文化，基督教教堂属于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子系统。

在世俗的非宗教城市——北京，基督教教堂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与之有着怎样的互动？本文想要从费希尔的亚文化理论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 文化异质性

费希尔认为，在城市人口集中和文化异质性之间联系起因果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由人口规模带来的结构分化，第二个则涉及移民。人口聚集产生的激烈竞争、相对优势等会产生相互区别、内部细化的子系统。社会阶级、职业、生命周期、共同利益等都会加强和扩大分化。而一个定居点越大，它的腹地也越大，其文化区域的中心地位也越明显。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移民趋势也让城市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内的文化异质性。

竞争、相对优势等会产生相互区别、内部细化的子系统。社会阶级、职业、生命周期、共同利益等都会加强和扩大分化。而一个定居点越大，它的腹地也越大，其文化区域的中心地位也越明显。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移民趋势也让城市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内的文化异质性加强。^[1]

在笔者调查的基督教北京市海淀教堂的信教群体中，随机访谈的信徒都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大多都是外地进京的务工人员。北京作为首都，对外来人口的引力非常强大，吸引进入的人群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吸引了许多外籍人士，无论是工作还是旅游；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各种学历水平和背景的外地务工人员；极具优势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全国优秀的大学生；还有一些“北漂”的人会带上父母一起住在北京。无论是按照哪种经济社会指标划分的人群，都有一部分人会受到北京基督教亚文化的影响，融入到该亚文化中去。

基督教北京市海淀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5年。“当时清华大学的美籍教授麻伦向校内信徒募捐，购得海淀镇南大街永呈祥号铺面房6间（今华奥商场所在地），由李本源先生主持修建小礼堂。1915年隶属于市公理会的‘中国基督教会布道会’在这里成立，该会在宣教中，提倡社会改良，兴办慈善事业，开办了女子小学，几个月的时间，就有100多人加入教会。1921年，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并获得美国基督徒慈善家的巨额捐款，在海淀镇北部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规划建造了燕京大学——当时中国14所教会大学之一。1922年，从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祁国栋先生来海淀教会任传教士，并于1924年接任布道主任。其时，北京的布道会多为外国差会。信徒要求摆脱外国差会管治、希望自立自养的愿望日增，于1927年成立以中国同工为主的海淀教会董事会，设董事12人（其中外籍2人）。1928年，教会更名为‘北平海淀中华基督教会’。时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刘廷芳牧师，正是海淀中华基督教会董事部的主席。”^[2]

从上述海淀教堂的早期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外来文化传入然后本土化的过程。基督教文化由原来的被外籍人士把持变为由本地人主持，信徒也开始以中国人为主，牧师、布道主任是由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的中国人担任。从外来文化在中国境内传播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亚文化形成的初期过程中，这种文化扩散的方式是沿着由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领头，逐渐向低教育程度的民众传播的路线。

在笔者的观察中，该教堂内的信徒具有高度异质性。在日常的宗教活动中，参与群体之间的差别也很大。笔者根据拿到的教堂日常活动的日程表，将活动内容整理如下。

表1 日常活动日程表

根据笔者的观察，礼拜四在教堂的副堂举行的见证交通会（交通是交流的意思，众教友聚在一起交流上帝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为主做见证”）的活动中参加者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其中老年人人数＞中年人人数），也有少数中老年男性，还有极少数年轻人——但不是大学生，而是参加工作几年的年轻人。从参与者的衣着、姿态和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