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拖家带口地流入城市。据我国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农村人口比例已经由1980年的81%减至2000年的64%，其中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1]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流入人口中“举家流动”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使得流动人口中学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比重都有明显的增加。^[2]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的统计，我国的流动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2亿～1.4亿^[3]，其中跟随父母流动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有1982万人之多。

以北京市为例，2001年北京市共有流动儿童24.28万人（不包括北京市内流动的儿童）。^[4]《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公报》表明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达到了30.93万。^[5]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测算，2006年北京市流动儿童规模已经达到了50.4万人。^[6]流动儿童少年人口业已达到的较大规模，使其成为受到高度关注的群体。

就是这个流动儿童少年群体，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仅没有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连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没法实现。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可是在客观上他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强烈需求，这就促成了现在各地大量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7]这个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大而日益显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事实上已经构成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既无政府财政方面的支持，也少有教育行政部门的教学督导，处于教育的边缘。

根据学者调查，1996年以前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期。但随后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始迅猛发展，表现为开办学校数量剧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张。^[8]如1994年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创建之初1994年9月开学时只有9人，到2001年3月激增到1976人，其中在校任教的教师再出去办学的就有12人之多。^[9]这也是政府有关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民工子弟学校采取放任政策的集中表现。

这些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在支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基本原因是“不论这些学校条件多差，毕竟在提供一种学校式的教育”，对于农民工来说总比没有强。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本身就是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没有尽到责任的表现。^[10]随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扩张，政府逐渐转变了态度，开始由放任政策转为规范引导农民工子弟学校发展的政策。

2004年10月，10所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获得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被允许向规范化和提高办学质量的方向发展。^[11]部分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取得了办学资格证，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合法身份。2006年7月，北京市开展了取缔不合法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力图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全部分流到公立学校——全市总共涉及学校241所，近10万人。^[12]但9月初大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是按期开学了。这说明短期内通过公立学校还不足以解决全部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

二 义务教育公平现状之忧

笔者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和乡村在享有教育资源上存在巨大差距。初入大学时笔者参加了一次针对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支教活动，转型时期的农民工子弟这一特殊群体步入了笔者的视野。他们虽然身在繁华的城市，却无法跟城市的少年儿童分享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虽然和城市里的孩子同在一片蓝天之下，却无法公平地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甚至连家乡那种乡村学校的教育水平都比不上，让人惋惜不已。

2010年8月，笔者参加了Q大学社会学系的“LG网络支教项目”，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同学们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状况，通过这个项目笔者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笔者被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孩子们打动了，想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做点事情，同时在实践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让笔者感到困惑的现象和问题，开始了笔者的学术思考。

从20世纪末起，政府和学界才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政府也从开始的放任政策转为相对积极地制订针对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措施，并力图引导农民工子弟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