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07月 |
2010年8月至2011年6月,笔者参与发起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绿光网络支教项目”。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存在的种种缺陷和目前公益支教的困境,该项目引入网络技术,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将公益资源通过志愿者、网络技术输送到北京市一家普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A学校。
网络支教针对公益支教长期存在的困境:志愿者无法长期有效地支教,优质资源不能及时惠及学生。随着“绿光网络支教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开始思考,这种支教模式是否能使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均衡分布?而在这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农民工子弟的成长困境逐渐引起笔者的关注。
一 研究背景: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阻隔城乡联系的各种制度受到巨大冲击,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据统计,到2003年,我国流动人口大约为1.4亿人,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1]由于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流动人口在城市滞留时间越来越长,并且城乡流动呈现出家庭化的趋势,许多儿童加入到流动的浪潮中。据统计,随父母流动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有1982万人之多。[2]受户籍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束缚,学龄期的农民工子弟中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到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促成城市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以北京市为例,到2007年北京市共有农民工子弟学校364所,其中53所已在北京市教委登记注册,吸收农民工子女近30万人。[3]
为了进一步接触农民工子弟这一群体,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现状,笔者通过“绿光网络支教项目”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先后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者、老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农民工子弟对人生未来的乐观憧憬与对现实的无奈的鲜明对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多种因素造成了目前我们关注的农民工子弟的成长困境,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一个农民工再生产的场所,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除了体制和政策外,还有民间公益资源。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二 教育公平文献回顾
教育社会学中,教育公平指受教育者对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自由、公平选择和分享,包括教育权利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4]教育权利公平是一种教育起点的公平,表现为教育机会和入学机会的均等;教育过程的公平不仅包含主观方面的公平,而且还涵盖着客观因素的公平,主要表现在教育活动的有形投入方面,如师资力量、教学硬件设施、教育经费等方面的公平。[5]教育结果的公平旨在正确地对待、评价并充分挖掘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表现为学业成就、教育质量的平等。[6]教育公平的内含包括了教育权利、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三者的公平。
在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上,学界的研究主要从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影响和政策建议来展开。从学者们的实证分析看,无论从入学机会和教育资源的享有,还是从教育结果来看,农民工子弟面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一问题的首要原因是户籍制度。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大批流动人口子女难以就近入学,这些无学可上的儿童成为了户籍制度的牺牲品。因户籍体制等原因无法到城市公立中学接受义务教育是一种起点上的不公平,而教育资源在地区、城乡和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则造成了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7]因此,在探讨本文的论题之前,有一个先决性的起点:直接决定当今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因素是户籍制度和城乡政策倾斜的不公平。本研究是在认可这一前提的条件下展开的。
在操作化层次上,教育公平主要通过教育过程的公平来衡量。教育公平有多种衡量指标,一般而言,以受教育年限作为总体教育水平的评价标准,对于小学初中等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水平,一般以教育经费的差异为评价标准,高中教育评价体系则综合考虑经费和高中入学率两个因素。[8]
米尔斯主张社会学家要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思考问题不能忽视社会结构的主导作用。探讨教育不公平,一般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展开。社会结构是一种超于个人之上的关系,它作为一种宏观的模式制约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社会结构在垂直层面上可按照生产资料占有、收入、市场地位、职业、政治权力、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