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
文创产业是近年来新兴的文化事业之一,本着文化的内涵来营造文化产业,以创造更多的文化依存空间,看起来简单,可在执行上,受到环境影响,这类的文创受到相当程度的挑战。
本文以大台北地区的地方产业博物馆为对象,但聚焦在创建于2004年的新北市瑞芳区黄金博物馆园区上,就黄金这个矿产的被发现到产业的没落,再到以博物馆的筹建来转型,并融入生态博物馆概念,建成特殊的黄金博物馆园区的过程展开研究。
为了营销文创商品,黄金博物馆园区自营金采卖店买卖文创商品,是希望让博物馆园区融入小区、提供生态环境共存的课题,更希望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黄金博物馆园区正因为“年纪轻”,所以有“改变、善变、应变”的本钱,虽然一切发展还在进展中,但也因为这样可以让本研究有更多元的角度。
一 博物馆的功能说
近年来大台北地区文创产业蓬勃发展,而孕育文创事业最大的奠基石,是与各类型博物馆的存在有绝对的依存关系,尤其博物馆内馆藏所提供的丰富文化宝库,更是文创的泉源之一。何谓博物馆?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定义,博物馆(Museum)一字的字源是希腊语,意思是礼拜缪斯神的地方(在希腊神话里,缪斯神是宙斯与记忆女神所生的九个女儿,分别掌管史诗、音乐、情诗、修辞、历史、喜剧、悲剧、舞蹈和天文)。可以想象,这时的博物馆里供奉着各类神像和圣物,举办仪式祭典,是一个民众带着朝圣的心情顶礼膜拜,并借此濡染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地方。[1]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即是埃及王苏特(Ptolemy Soter)为了祭祀九位缪斯女神,而于公元前290年在亚历山大城建的,馆内有供学者们研究、写作及教学用的房间,知名学者如阿基米德都曾驻馆研究过。也就是说最早期的博物馆,是一个研究学术及收藏图书的地方,而这个意义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等名词出现,使得博物馆原始意义中上述名词的意涵被抽离,成为“一座引起人们兴趣对象的储存场所”[2]。
文艺复兴过后的博物馆又是何种面貌?博物馆学专家张誉腾在《如何解读博物馆》中提到:
公众博物馆的出现,是在18、19世纪的事。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民主思潮,逐渐对传统西方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博物馆,未能例外的,也逐渐面对公众开放的压力。[3]
所谓的面对开放压力,就是指早先被视为礼拜缪斯的地方,不再是贵族等特定人士所专用,在民主开放的思潮下,博物馆提供更多人使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张誉腾认为,“从一个由精英分子专享的小众文化场所,博物馆开始被赋予大众教育机构的功能。这是博物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4]。简言之,原始博物馆这样一个储存文物的场所,已经被引导走向能提供大众教育的功能目的。于是一方面收藏文物,另一方面提供大众教育功能,是被多数人所认同的博物馆功能所在。
台湾地区第一座博物馆,是1908年日本人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所建立的台湾博物馆,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大型的博物馆仍然只有三处,除了台湾博物馆之外,最有名的是台北市士林区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台北市中正区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全都集中在台北市。这三大博物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属于台湾地区级馆舍,各县市主管机构几乎没有博物馆的设置计划。从1978年起台湾加强推动文化建设方向,核定“建立县市文化中心计划”。这项计划揭示,各县市未必需要建设如故宫等大型的博物馆,但至少也要有博物馆内涵的地方特色馆存在。文化建设的动作再进展到1987年,除台北市以外,其他各县市陆续筹设一处属于硬件的文化中心大楼,文化推动的后续步骤,更明确导向各县市依据地方特色建立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馆。
大台北地区是以台北市为中心,另外地域围绕台北市的台北县(从2011年起,台北县升格改制为新北市,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的地名仍以台北县为主要名称)为腹地。台北市因为有三座大型博物馆,动作没有其他县市积极,而台北县则相对地积极筹设具有台北县特色的产业博物馆为因应。清末民初,大台北地区对外输送的三大产品,分别是茶叶、樟脑与糖,码头以设在台北市的大稻埕为主,故台北市是早期贸易集中地而非产业生产地,筹设产业博物馆自然以